文化基准线决定创新潜力

    众所周知，创新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是一件好事，但是，即便按照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创新却总是很少出现，这里肯定存在一个收益、社会能力与需求之间的鸿沟。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创新的普遍稀缺性，由此引申出一个基础性问题：创新是否存在一个门槛？如果存在，那么这个门槛是由什么组成的？ 

    为此，我们前几年提出一个支持创新的基础支撑条件框架模型。这个基础支撑条件模型由制度要素、经济要素、人力要素、文化要素与舆论要素五要素构成。前三项被称作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后两项被称作软性基础支撑条件。

    通过对众多区域创新表现的研究与考察，我们提出一个快速便捷的创新能力诊断标准：要实现最低限度的创新需要满足如下两个基础支撑条件，即两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一项软性基础支撑条件，至于是哪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与软性基础支撑条件构成了这个创新的最低门槛，要根据当地的具体优势要素而定。各地区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但低于这个最低标准，创新是无法实现的。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五项要素之间存在密切的耦合机制，并非是把五项基础条件简单堆积在一起，就能自然而然地涌现创新，否则世界上的土豪国家都成创新中心了。 

    抛开硬性条件不谈，我们谈点软性因素对于创新的支撑作用。我们有一个基本预设，即文化水准高的地方创新能力也比较强。由于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为了论证的方便以及可计量性，我们提出一个简洁的判据，即文化基准线。

    所谓的文化基准线，我们选取一个地区所有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标志。

    从世界范围来看，只要看看每年各类全球创新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其文化基准线也普遍比较高，由此，也可印证我们这个说法。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同样需要测评各个地区的文化基准线，由此制定有区别的创新政策。

    换言之，按照这个标准，文化基准线过低的地区，不适合采取统一的指令性的自上而下的创新政策，反而适合根据比较优势采取自下而上的创新，反之亦然。在创新与基础支撑条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理顺的背景下，我们还需要梳理出文化基准线与创新之间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换言之，文化基准线是如何影响创新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创新是一种源于知识的突变反应所带来的结果。没有知识是断然不可能有创新出现的，尤其是在当代，基于知识的创新已经成为创新的常态。而一个地区的文化基准线则代表了当地的整体知识水准，如果文化基准线过低，则导致知识的突变反应很难发生，即便发生了也很难存活。创新的实现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展开链条：从最初想法的提出到最后的实现，这期间所有的环节都与当地文化基准线有关。

    简单来说，包括群体对于新观念的认同、接纳、参与、消化、吸收再到扩散，每一个环节的延续与拓展都需要当地文化基准线的支撑。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新观念、新想法的产生与知识之间的竞争存在密切关系，文化基准线高的地区容易在群体之间形成共识与协作，从而更容易推进知识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最终从更大范围上促进了知识的生产与扩散。

    只要回顾一下已有的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与转移规律，不难看出这种向文化梯度高的地方逆流转移的现象。牛顿所谓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已然揭示了文化基准线的作用。美国创新能力的卓越表现不仅在于它拥有大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更在于它拥有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文化基准线。同理，好的想法能够被接受与传播而不至于流产或夭折，同样需要较高的文化基准线作保证，至此，文化基准线对于创新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已经得到比较清晰的阐明。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的文化基准线的实际分布情况：文化基准线最高的北京也仅有11年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最低的西藏才有接近5年的教育水准。这种文化基准线肯定无法支持全面开花式的创新。

    基于此，我们大体可以把国内的文化基准线分为四个区域，他们分别对应着创新领导型区域、创新跟随型区域、中等创新型区域以及创新追赶型区域。对于前两类区域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创新发展战略；对于后两类地区则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资源应该向前两类地区配置，后两类地区则需要慢慢提升文化基准线。

    这样的资源配置模式更符合经济学原则，而不至于出现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的创新大跃进。创新永远不可能遍地开花，真正的创新都发生在文化基准线较高的地区，因为，只有那里才容易形成要素之间的耦合机制，我们所熟悉的人才集聚效应也是源于这个道理。 

    （李侠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周正为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