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棋局博弈的战略依据

    60多年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其经典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他认为分析美国当时的头号劲敌苏联之行为逻辑，应当成为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凯南写作此文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工业产能的世界超级大国。凯南乃至美国整个决策层，关心的是谁会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以及如何应对挑战。60多年后的今天，经过了三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获得了巨大提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日趋紧密。至少在一点上，今天的我们和当年的凯南处境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必须聚焦中国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国际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为根源及逻辑，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大棋局中进行博弈的战略依据。

    在当今世界，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来说，美国无疑是头等重要的国家，美国强大的实力对其他国家而言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曾经、眼下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拥有超级大国地位这一事实，一方面决定了国际问题无论大小几乎都与美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前提和实现政策目标的保障。无论是理解当今国际关系或预测明日世界格局走向，还是评估中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并把握其未来趋势，均应以对美国行为方式的深入讨论为基本出发点，均应对美国行为的根源有所了解。

    对美国国家行为的四个基本判断

    美国的国家行为总体上是基于理性计算的，是可描述的、可理解的和可预期的，这一信念根植于以下四个基本判断或倾向。

    其一，历史是起作用的。

    未来发生的事件无法独立于过去，它一方面是指特定人群的某些特征在时间的坐标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或传承性，另一方面是说群体观念或行为特征的变化方向与节奏深受“路径依赖”的左右。说到稳定性或传承性，恐怕要首推那些被某一特定群体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或文化传统，或简单称之为意识形态，亦即一种有内在联系的、通观世界的看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群体的偏好及选择往往深受其影响。至于“路径依赖”，它强调的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干扰，同时某些事件之影响可能会被放大，其演化会有多种可能的结果或均衡状态，并将长期影响人类行为与资源配置过程。

    其二，一国内部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的博弈，塑造了国家行为。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通过其对外政策得以展现，而政策又都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故国家行为的基础，在于那些由寻求精神价值实现和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人集结而成的集体行动；对国家行为最便捷和最有效的理解途径，来自对一国内部各集团或各阶级之间博弈过程的剖析。在那些永无休止的学术辩论、纷繁复杂的朋党纷争和貌似矛盾的民族性格背后，应该存在着某种一致的、持久的及相互协调的美国行为逻辑。

    其三，外交服从于内政。

    虽然在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学者的眼中，国家的对外行为与其内部属性关系甚微，但更多学者或政策专家还是倾向于认为，一国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及由此产生的对外行为，是其国内价值观念和社会属性的延伸，至少对霸权国家或大国而言是如此。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对外政策上的争论，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在国内是什么人这一方面有争论。”在此，我们接受康马杰提出的研究思路，即“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美国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这些内部根源决定了美国的对外行为。

    其四，制度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手段。

    主流制度经济学家的关注点，在于揭示那些隐藏在个别国家之间经济绩效差异背后的制度原因。而我们关注的焦点则在于，把制度经济学理论扩展到对国家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分析之中。这样一来，制度经济学中的所有权结构和国家理论的重要性便相对降低，而侧重于保护哪个或哪些国家的价值观、权力、利益的制度结构的重要性便相对上升。这里，对不同群体、国家或经济体意味着不同结果的制度，被我们称为“非中性制度”。在一个全球政府缺位、全球公共产品主要由超级大国及其同盟者提供的世界里，任何一个拥有霸主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势必会运用“非中性制度”来成就其国家目标。国家间的竞争，亦集中体现在对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上。

    以“价值诉求——现实利益”模型讨论美国行为

    将上述四项基本判断运用于对美国行为之根源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整体而言，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强烈且宗教信众遍布的国家——美国拥有一套以基督教教义为准绳的价值取向和善恶判定标准，也有一种将自身价值观念普世化的理想主义冲动。与此同时，美国又极为注重实效，它的行为或政策与制度选择无不围绕着形形色色的现实利益而展开，奉产权保护及利益最大化为圭臬。无论是价值诉求还是现实利益，其承载者都是具体的、受到不同激励而组织起来的个人，尤其是那些身处上流社会、占据关键决策岗位、掌握全国资源与财富的精英。

    在社会内部，美国不同阶级或集团之间既有荣辱与共的利益，又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差异甚至冲突。在国家层面上，以党派政治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又总是通过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协调展示出来。概言之，“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三位一体，构成了美国行为的三大支柱，并成为理解美国行为根源的三个基本维度。

    更进一步，我们试图因循下述逻辑线索来剖析美国行为的根源：追求的目标，目标形成和实现的过程，以及实现目标的条件。美国的目标有两大类：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自18世纪末期以来，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一直存在着两条看似相互独立、时而又相互矛盾的主线：理想主义与功效主义。理想主义的线索来源基督教的宗教哲学传统，核心是要捍卫和拓展美国的价值理念；功效主义的线索主要出自于美国商业精神的传承，紧密围绕着权力和利益的角逐。而角逐的舞台，便是与制度或规则密切相关的党派争斗。讨论美国行为存在着一个高度简化的框架，即所谓“价值诉求——现实利益”二元模型，它力求把最能反映出与美国行为相关的基本变量提炼出来，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且尽量使其具有一般性和预测美国行为之能力。借助这个二元模型，我们试图推导出某些事关美国行为之根源的命题，或引申出一些涉及美国行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