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春节期间,我们的记者回到各自的故乡。他们带着观察和分析,审视自己的故乡。在热卖的净水器中,记者记录了故乡的污染和当地人对这一切的漠视;在碗中,故乡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这些社会转型期间的点点滴滴,也是我们认识当下的一个视角。
回家之前,我对假期并没有太多期待。家乡所在的小镇几乎每至年关都会切换到同样的情景:集市上会一下挤满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连成片的小贩在街道中央叫卖年货;过街的小轿车淹没在熙攘的人群里,焦急地按着喇叭……
只是今年,在家乡人“年味越来越淡”的感叹声中,热闹的集市也平静了下来。
赶集的大多仍是平时留守在家的老人,在这个位于豫南腹地的小镇,往年下午三四点才会“集罢”的年集,今年下午1点就只剩下稀稀落落的人们提着几捆蔬菜往家赶。
在大家的议论中,返乡人数的减少跟今年“钱不好赚了”有关。很多没有回家过年的人不得不在外地追债讨薪,也有人因为生意赔钱不知去哪里“跑路”了。
和回家过年的人一起减少的,还有轿车。年后从镇上到县城走亲戚时,已经习惯了堵在半途中的一个十字路口,今年却能顺利通过。昔日那些乡间小路上随处可见“川A”“浙B”等外省牌照的小轿车,今年明显少了很多。
不变的是,那些回乡的人还是会聚在一起“联络感情”。男人们流连在各种酒席前,围在一起攀谈着各自的生意,竖起大拇指相互称赞着对方“又赚了大钱”。酒过几巡后,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出屋子,开始小声抱怨“今年生意不好做了”,他们当中,有在外卖兽药的,有“搞沥青的”,也有“捡破烂儿的”。
卖兽药的因为“上面查得严”不能再掺假,利润降低大半;“搞沥青的”也随着房地产的降温而“整月整月地找不到活儿”;“捡破烂儿的”则要面对纸比铁贵,塑料等废品价格大幅下跌的局面。
在家乡的小镇,这三种行业曾带动农村家庭经济腾飞,他们的房子越盖越高,家里的摩托车也逐渐换成了小汽车。每年春节,这些人也都会作为“排场人”频繁出现在各种酒席中。
如今,他们也会时不时谈到“GDP增速放缓”等与这个小镇看似扯不到边的话题。他们清楚“生意不好做”是今年的“大形势”。谈到明年的光景,他们大多摆手摇头,丝毫没有前几年的自信和豪迈。
表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常年奔波在河北、陕西等地,经营废品收购站。他那双捡过无数“破烂儿”的手,曾撑起一个5口之家,去年还为儿子盖了新房,娶了媳妇儿。可今年,他在农历11月就回到老家,一年下来他几乎没有挣到一分钱。
因为没有压岁钱给孙女,他向儿媳妇借了1000元再发给孙女。在闭塞的小镇,这件事得以飞快地传播,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在众多归乡者中,邻居家媳妇“小妞”的返乡颇显意外。去年她和丈夫一起去北京打工,不到3个月,她就扔下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跟一个河北男人“跑了”。去年几次短暂的归乡,我都会看到她的两个孩子到我家院子里玩耍。不管是春夏秋冬,哥哥一直把小两岁的妹妹带在身边,很少见到他们跟同龄孩子一起打闹。
媳妇“跑掉”后,孩子的奶奶曾尝试找到媳妇娘家人,拿孩子当筹码等方法都用了,但仍无济于事。时间久了,邻居家已经认命。可今年过年,“小妞”突然回家,原因是她跟的那个男人的塑料加工厂被关闭了,兑现不了承诺给“小妞”的城市生活。
受影响的不只是在外地打工或者做生意的人们,就像连锁反应一样,前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县城服务业也比往年冷清许多。
县城的几家大宾馆,往年不到小年就会爆满,今年的入住率却普遍只有70%左右。在县城,过年期间宾馆通常不是用来住宿的,开房一般用来赌博。房客包括从各地回来的大小老板、当地的机关干部,也有普通的外出务工者。
春节过后,回乡的人们又要出发。尽管新的一年前景不够明了,但他们仍然要像候鸟一样,本能地飞向城市,寻找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