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春节期间,我们的记者回到各自的故乡。他们带着观察和分析,审视自己的故乡。在热卖的净水器中,记者记录了故乡的污染和当地人对这一切的漠视;在碗中,故乡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这些社会转型期间的点点滴滴,也是我们认识当下的一个视角。
春节回家前的最后一顿饭,我在北京吃了烤全羊。一边看着蒙古大汉的“开羊仪式”,一边在心里感叹:让我们以吃烤全羊的方式告别羊年吧!
整整一个羊年,我没回过老家,再往前推几年也是如此。虽然老家在地理上,不过是个距离北京100多公里的地方,但这些年在心理上的概念却日益模糊。
卡尔·波普尔说:“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同理,一个小城的发展也可以浓缩在餐馆的变迁中,存在于那些为许多宏大叙事论者所不愿提及却又在真刀真枪地影响着我们的吃吃喝喝中。
老家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大部分学生时代,熟悉每一条街道的宽度和每一家饭店的朝向。
这次再回来,街道和饭店都变了样。最繁华的一条街名叫商业街,两旁的建筑兀自长高了不少,马路看起来干干净净,不再有北方城市雪后常见的那种亲切的泥泞了。当初最早的一家星级饭店不知何时倒闭了,金色的大门外空空荡荡,甚至没有一副喜庆的红色对联。
门口盘着龙的金色柱子已经褪了色。过去,当地居民往往觉得这里的饭菜华而不实,却是达官贵人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曾经在财务部门工作的亲戚说,饭店最大的赊账单位就是当地政府。
翻了翻资料,在2012年,中国饭店业实现了50多亿元的行业利润,而紧随其后的2013年,全行业就出现了超过21亿元的亏损。有人做过研究,两年来损失最大的是以高端政务消费为主要客源结构的那部分饭店。
公款消费市场的骤然萎缩像是疾风暴雨,吹打着这个四线小城的饭店巨头。听说它在倒闭前踉踉跄跄地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重重地跌倒,不再挣扎。在那个普通人习惯在家吃饭的年代,缺乏竞争对手、半官方背景着实让它风光过。
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这些小城旧事以新时代之名扑面而来,商业道的另一头,新开的咖啡馆门前挤满了车。
据说,这间看上去半土不洋的咖啡馆,几乎成为小城相亲的唯一指定场所。老同学笑着告诉我,每次去相亲,一定要订个包间,不然坐在外面总能遇到熟人,这实在太尴尬了。
他们心甘情愿地被社会催婚的潮流推着走,生怕踏慢一个节拍,赶不上工作、结婚、生子的人生合奏。
这里的咖啡馆与大城市迥然不同,不会在杯盘与键盘的辗转起伏间,谈成一笔生意;也不会有小资青年抱着一本书慵懒地度过一整个下午。咖啡的香气只停留在相亲男女的唇齿间,丝毫没有飘进他们的脑子里。一个小城的变与不变在悄无声息的苦涩味觉里酝酿着。
我在老家没有停留多久,只和老同学们吃了一餐饭便匆忙走了。餐厅的位置在我的遥远印象里是从未涉足的一片田地,如今门前挂起夸张的装饰,用各种不同字体写了大大小小的“羊”字。
这间以吃羊肉为主打的餐厅与大城市的精品餐厅别无二致。我盯着包间墙上的现代画看了良久,它像这些年小城的快速发展一样让我生迷。在这里,烤全羊的价格是北京的一半,大堂里坐满了食客。
印象里的家乡父老是很少“下馆子”的。除了婚丧嫁娶,人们总是习惯在家里解决“温饱”。最现代的观念和思想吹到这个四线小城总要经过层层阻挡,要么削弱了风力,要么推迟了时间。正因为这种时差,我得以回看家乡缓慢又真切的变化。
18世纪,孟德斯鸠曾用“茶杯里的风暴”来形容圣马力诺的动乱。因为圣马力诺是欧洲最小的共和国,只有1万人口,他认为那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势来说无足轻重。但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来说,饭碗里的故乡可能是观念和行为的折射面。细心的人甚至能在咀嚼声里听到一个旧时代摧枯拉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