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在体面中老去

本报记者陈墨《中国青年报》（ 2016年02月17日 09 版）

吉林西北某市步行街。漂在白城/摄

编者按：

春节期间，我们的记者回到各自的故乡。他们带着观察和分析，审视自己的故乡。在热卖的净水器中，记者记录了故乡的污染和当地人对这一切的漠视；在碗中，故乡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这些社会转型期间的点点滴滴，也是我们认识当下的一个视角。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不体面的。

这座位于吉林省西北角上的小城，春天风沙大，有“一天二两土，今天没饱明天还有”之称。当年骑车上学，到了学校，往往会灌了一耳朵沙土。

每到这时，我都在心中默念，考上好大学，就可以离开家了。记得每次考试结束，校长都会重复给大家打气：“X城人从这里走向海内外，包括在座的各位。”

在家乡，半天的时间能干很多很多事——所有的机构都在一起，出租车起步价走遍市区；半天的时间也可能无事可做，娱乐项目的选项确实不多。

记忆中的春节，每到赵本山小品的时候，窗外礼花爆竹震天响，根本听不见电视里在说什么。今年，一家老小坐在沙发上，人手一部手机，抢红包、聊天、点“咻咻”，偶尔吐槽下春晚。节目越来越无聊，我们也一个接一个地从奶奶家转移到对门的姑姑家，用无线网。

压岁钱支付宝转账，自家的“过年七天乐”群里，红包抢得不亦乐乎。我们像一个又一个瓶子里的人，坐在一起玩手机，家庭共同体也好像有从团圆饭向微信群转移的趋势。

过年期间，最火的地方是洗浴中心。一家人吃完饭出来洗澡、汗蒸，是比较标准的“一条龙”。家乡的娱乐项目并不多，最常见的是喝酒、打麻将，去洗个澡，十有八九还能遇见熟人。

正月初五，两家曾经看似高端的洗浴中心门口停满了车，服务生哑着嗓子招呼着一拨又一拨人，拖鞋扔得满地都是。大厅里竖着两块牌子，一块是“18元一位”，另一块“温馨提示”：“现在有的贵宾采用AA制付款，请您确认先出来的贵宾是否为您买单”。

这种突然的精打细算似乎与东北素来粗犷的风格不符。不止在小城，在奶奶家所在的省会城市，红极一时的刘老根大舞台没有了以往的风光，有名的高端商场里，导购小姐也一改往年爱买不买的高冷面孔，开始主动迎客。

这里曾有很多用购物卡消费的主顾，甚至有收卡的“黄牛”，在收银台附近盘桓，悄悄问刷卡的人要不要卖卡。春节期间要找一家高档饭店也不容易——不是像以前一样订不上桌，而是不开业。不受影响的是一家百姓商场，门口装饰着孔雀形的大花篮，人们来来往往，还和从前一样。

在家乡，没有了从前连片的鞭炮摊，商贩的喇叭声仿佛也降低了分贝。十几年前，城里修了第一条步行街，两边是一溜小商铺，开着些诸如真维斯、班尼路之类的品牌店。

还记得上学时放寒假，我和最好的朋友下了辅导班从这里经过，总要买上两串炸肉串，吸溜着鼻涕吃得香。现在，路上的地砖多已松动，垃圾少有人清，残雪和脏水结成一坨一坨的冰。当年吃肉串的朋友定居在广州结婚生子，已经多年没回家了，连说话口音都染上了一点点当地的调调。

家乡像一个老人，每次回去都衰老一些。不变的是坑坑洼洼的街道、只有在有监控的地方才被遵守的交通规则、以及穿着各色貂皮大衣的妇女们。

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社会学者，用“富饶的贫困”来形容东北的经济状况。这里有“插根筷子都发芽”的黑土地，有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很少有人外出打工，甚至对做生意提不起多大兴致。

当年的同学，有的考去省外的大学，留在学校、银行、公检法系统，从事着令家乡人骄傲的稳定工作。有的留在省内，通过家里的关系，成了各个系统的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