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想知道名人正在做的事情。如果有哪个名人愿意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来一场“楚门秀”式的直播,收视率没准儿会超过《新闻联播》和春晚;若是收费,票房超过电影《美人鱼》应该也不是问题。
有那么几天,人人都在谈《美人鱼》,可我到现在都还没看过,不敢妄议。但这个半人半鱼的形象,却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当我们的祖先终于敢突破陆地的界限,乘船驶入大海时,人鱼的传说就出现了。它产生的根源,部分是人们对浩瀚大海的恐惧,部分是人们对海洋世界的想象。只是大海敞开怀抱迎接了人类,神秘感褪去,人鱼也只能沦为直男界的一道选择题。
那些名人可没大海这种胸怀,他们太小气了,一点开放精神都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裹得严严实实的。不过,前几天中央发话了,原则上将不再建带围墙的封闭小区,现在的封闭小区以后也要逐步开放。这事顿时在朋友圈形成刷屏之势。不知道这个政策以后该怎么实施,但我已经长远地看到,横亘在我与那些漂亮女星之间的围墙,注定要被打破,当我们见到她们时,总得说点什么吧?
曾经有个人遇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女神级人物玛格丽特·米切尔,问她:你最近在做什么啊?米切尔回答:“还能做啥啊?做《飘》的作者就是一份全职工作。”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女神只能回答:“负责貌美如花”。在所见即所得、视网膜指导生活的时代,美貌变成了第一生产力。
米切尔这个小机灵抖得真棒。这也是实话。到现在,如果还有人记得她,确实也只是因为这部小说,或者因小说而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文字恒久远,一部永流传,这是值得我们以大师相称的人。美貌已经能够批量生产,但这样的大师,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又少了两个。
2月20日,《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去世了,没过几个小时,安伯托·艾柯死亡的消息又传来。哈珀·李也是一个终身只有一个职业的人——她一生只出版过两部小说,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知更鸟”。
据说知更鸟是鸟类里的好好先生,它不破坏庄稼,不啄院子里的花,不在屋檐下筑巢,也不会仗着自己会飞,就把屎拉在别人身上,它不会做任何骚扰人类的事情,只是用心唱歌给人们听。于是,小说里那位正义的律师,送给儿子一把鸟枪时说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杀死知更鸟是不对的。
我其实并没有看过这本小说,所有的这些,都是那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在这个关注度只有1分钟,信息在不断流动的地方,我艰难地从Apple Pay、证监会主席的喧嚣里,打捞起了这样一些片段。
另外一些片段是关于安伯托·艾柯。这是一个和李截然相反的人物,他博学多才,符号学、历史、哲学、文学、诗歌……2008年,《巴黎评论》的记者到他的一处寓所访问,在高及屋顶的书架上,摆着3万多册书籍,从中世纪里神秘晦涩的手稿到现当代的小说,无所不包。他仿佛是推倒了知识的围墙,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按图索骥,直抵人类的本源。
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开心起来,终于遇到一位我读过其作品的大师了,而且,就在他去世前一晚,我还在读那本《带着鲑鱼去旅行》。在儿子第100次弄乱我的书架后,它出现在我眼前。我翻开书页,发现自己做的一些笔记:“劲松,C出口,M当劳那幢楼,周日十点左右”。
我记起来了。那应该是五六年前,租住的房子到期,我记下的看房信息。那段时间,这本书就是我上下班路上的读物。当时,智能手机还不流行,地铁里的低头族看的还都是纸质书籍,或者报纸,或者杂志。时代变化真快,科技以摧枯拉朽之势,把这些都给吞没了。
这真是不幸的事。科技有一条绝对的定律,那就是:革命性的发明一旦普及,就变得比原来的不方便还不方便。比如说,一旦人人都能买得起车,路上就开始塞车了。这话不是我说的,为了证明我真的看过艾柯,你可以在《带着鲑鱼去旅行》的188页找到这段描述(新星出版社,2009年9月第二版)。顺便,你还可以看一看一页之隔的那篇文章《手机用户面面观》,那是1991年写的,到现在,读起来还会有这种感觉:咦,这老家伙是在讽刺我啊。
在这个人人都能买得起手机的年代,手机却成了我们人生的最大杀手。整个世界都被装进了那个巴掌大的盒子里。我们整日沉浸其中,被游戏,被微信、微博上无聊的信息牵绊,被那些注定只会在视网膜上一闪而过,根本不会进脑,很快就被忘记的东西纠缠,无暇他顾。
哈珀·李去世前,曾给媒体写过一封信。她写道:“在一个盛产手提电脑、iPod,思想就像空荡荡的房子一样的繁华社会里,我依然与我的书本迈着缓慢的脚步前行。”可是现在,她停下了脚步。写过《别想摆脱书》的艾柯,也永别了自己的书房。我对着智能的手机屏幕一阵忧伤:那些关注人类灵魂和命运的人啊,正在一个个离我们而去。我们轻轻松松,用手指刷一下屏幕,他们去世的消息,就从眼前掠过。几天后,已经没人再谈及。
生活变得单调,死亡也不会再引起太大的悲伤。科技,早已经开始了对生活的反噬,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等我们彻底反应过来,说不定已经晚了。
我现在就特别担心,多年之后,我的孩子会带着一个机器人回家,对我说:爸,我要娶她。那时候,我该如何面对张家的列祖列宗?
张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