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开幕的全国两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将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是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慈善法。
在慈善立法问题上,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在世界慈善史上,已有不少先行国家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英国于1601年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不久前,由英国驻华使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在京举办了“中英慈善法专题研讨会”,就慈善立法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中英两国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进行了探讨。在中国首部慈善法出台前夕,这些讨论颇为有益。英国驻华使馆政务参赞凯特·哈里森(Kate Harrison)表示:“分享经验,可以使我们有更好的规则和更好的监管框架,让公众对慈善行业更有信心。”
英国仍倾向于让慈善机构自我监管
中国首部慈善法问世,无疑将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慈善法应该管什么?如何管?管得多死?这些问题一直是立法过程中的争论焦点之一。
在第一部慈善法的诞生地英国,对慈善募捐行为监管方面的经验,是倾向于宽松管理,也就是强调“行业自律、自我监管”和“慈善组织的自由裁量权”。英国全国志愿组织委员会(NCVO)政策部负责人伊丽莎白·张伯伦介绍说,所谓自我监管,就是慈善机构和志愿行业自行监管,政府参与较少。
不过,英国的行业自律、自我监管原则在2015年接连遭遇了重大挑战。去年5月,92岁英国老太奥利芙·库克,被疑因不堪慈善机构无休止的索取而自杀身亡。去年7月,英国一家接受政府资助、为中低收入家庭儿童提供支持的著名慈善机构“陪伴儿童”(Kids Company),被爆出财务丑闻。这两起事件在舆论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著名报纸《每日邮报》随后针对慈善行业作了一组系列调查报道,一系列问题被公之于众——募捐机构故意过度聚焦弱势群体并给他们施压;在捐赠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信息被不同机构共享,大量捐赠人的信息被出售;捐赠人无法控制被慈善机构联系的频率;慈善机构有时会获得过度的商业报酬……
伊丽莎白·张伯伦表示,这些丑闻让公众、政府和慈善业本身对自我监管的模式产生了质疑,并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开始在募捐领域通过立法进行干预。“不过,目前慈善行业的共识还是倾向于进行自我监管,因为行业自我监管更加灵活,成本也更低,而立法管理相对比较僵化。”伊丽莎白说,“可以说,社会各界现在仍然愿意给慈善机构自我监管最后一次机会。”
作为监管机构的代表,英国慈善委员会法律服务部主任肯尼斯·迪布尔也同意伊丽莎白·张伯伦的说法:“慈善募捐属于一个自由裁量权比较大的领域。”
2015年的这些丑闻,确实也给政府造成了一些压力。肯尼斯·迪布尔表示,在2016年英国慈善法最新修订案中,增加了对募捐滥用等行为监管的条款,政府保留了对募捐进行监管的权力。
对此,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法律顾问朱军表示,让慈善机构享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这一原则应该在中国首部慈善法中得到体现。
慈善组织能否进行公司化运营
通常,在慈善组织的实际运营层面也会有许多问题,比如,对慈善资产的投资行为是否应该设立具体边界?慈善组织能否进行公司化运营?针对这些问题,肯尼斯·迪布尔也介绍了英国的经验。
在中国《慈善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稿中,对慈善资产投资的规定为,“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进行投资的,应当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投资取得的收益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有人发问:“合法、安全、有效这个六字原则,是否过于含糊?在不知道具体边界在哪儿的情况下,在实际操作中,慈善组织可能会因为怕踩红线而过于保守。在这一方面,英国是否有更好的经验?”
肯尼斯·迪布尔结合英国慈善法最近这100年的历程回应了这个问题。“在1925年的时候,英国有非常明确的立法规定,慈善组织的理事会或受托人只能将资金的一半投资于相对风险小的政府债券,另一半可以投资于股票。从1961年到2000年,放宽了这种管制,变为三分一的资金必须投资于政府债券,三分之一可投资于股票。从2000年开始,就没有具体的投资比例规定了,而选择对受托人给予信任。” 肯尼斯·迪布尔说。
对于慈善机构是否应该进行公司化运营的问题,肯尼斯·迪布尔认为这是一种趋势。他说:“尤其是,当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政府将原先的赠款变成了合同。有了合同,慈善组织就必须达到合同中要求的服务水平。因而,慈善机构以企业方式进行高效运营,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网络募捐监管应引起足够重视
在对慈善法的讨论中,如何监管网络募捐,是另一个讨论热点。
《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中国的网络捐赠数额快速增长,新浪微公益、腾讯公益和支付宝e公益三大公益平台,以及淘宝公益店铺,共募集善款4.28亿元,较上年增加了42.7%。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表示:“在网络募捐这方面,我们中国处于与国际同步的水平,有的方面甚至超越了国际水平。网络募捐的发展,对整个慈善行业的生态可能会带来一种颠覆性的改变。”
肯尼斯·迪布尔也表示,此次来到中国,在与民政部门的沟通中,也多次讨论了网络募捐话题。他说:“据我所知,英国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监管。这可能是我们监管体系中的一个缺陷。”
伊丽莎白·张伯伦则提醒说,对于网络募捐中信息、数据的安全保护,不管对于个人还是慈善组织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挑战,需要引起重视。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