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找不到他那欣欣向荣的青春

    在乡下孩子眼里，“爸爸”是城里人的称谓，“爹”才符合我们的乡土气质，书面上提到时则称“父亲”。30多年了，我和父亲从未坐下来好好聊过。我上大学前，他最关心的是我的考试成绩，我对他深耕细作的那些土地，则毫无兴趣。

    他不到8岁那年，因胃病卧床多年的爷爷去世。对农村家庭来说，这是巨大的灾难，尤其对一个三代单传的家庭，生存空间逼仄得令人窒息——种最差的地、分最差的粮、受最多的气。

    奶奶不堪重负，曾在1964年除夕的前一天跳入汉江，试图了结一切，所幸被路过的邻村村民救起。她度过年关，余生一直延续到了2002年，先后把6个女儿和小儿子拉扯成人、成家，所以我才有机会从侧面了解她儿子曾经的生活。

    冬天的晚上，我们祖孙喜欢围在火盆边，与其说是闲聊，不如说是老人在向孙子孙女痛陈屈辱的家史。激愤处，她会用火钳敲打盆里静静燃烧的树疙瘩，火星伴着青烟直冲房梁。年幼的我们此刻则往往眼中带泪，一大半是因为烟太呛，一小半是因为悲愤或感伤。

    不过，记忆中，父亲至今对过往的苦难闭口不提，一直以快乐的形象示人。扛着锄头或扁担去田地里干活时，他嘴里欢快地哼着小曲，遇到熟络的人会开些玩笑。

    30岁之前，他对整个人生和家庭的规划，也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1984年，邻居进城谋生，父亲用2000块钱买下了右手边的三四间房子和宅基地，两年后扒掉房子，请来邻村的人盖新房。盖至一半，父亲觉得难看且不安全，推倒，请另一个村的人重新盖。如此往复，等房子落成时，他所有的积蓄也花光了。这期间，他还置换下左手邻居三四间房子的宅基地。

    30岁的父亲指着左右对我们兄弟俩说，“你们弟兄俩长大了，跟老子一样，一人三间搭一厦（本地方言里指用作厨房的偏房）”。

    对父亲规划蓝图中的两套房子，踏进小学校门不久的我俩既没概念也没兴趣。但这丝毫没阻止他在我们面前的语重心长。

    抓过我们的语文或思想品德课本，他经常跟我们念叨的是书里提到的匡衡、车胤，这俩人一个凿壁偷光一个囊萤夜读，还有孙康，就是在雪地借雪光读书的那人。对自己更狠的男人还有苏秦和孙敬，锥刺股头悬梁的两个古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五位先人通过父亲的嘴，形影不离地陪伴了我们整个中小学的求学历程，如今想来，心里的阴影面积仍忍不住陡升。

    生活中，父亲确实喜欢跟最努力最勤奋的人在一起。村里当时的第一位中专生是我堂哥，第一位高中生是一个远房表哥，父亲跟他们交流最多。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初中毕业，那时上高中不靠成绩，靠人民公社推荐。村里几个被推荐上高中的堂叔或堂哥，他看不上，“水平还不如我这个初中生”。

    跟周围其他的父辈不同，初中生父亲几乎没打骂过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一直盯得很紧。上一年级那天，同班同学的家长给他们买的都是铅笔和削笔刀，父亲则给我买的是钢笔和一瓶蓝墨水。蓝墨水沾水容易褪色，这瓶用完后，换成了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英雄”牌黑色碳素墨水。由于钢笔字用橡皮擦不掉，间接养成了我做作业写作文必须先想好再下笔的习惯。

    除了讨厌过于刻苦的五位古人，我小时候还讨厌一个过于刻板的古人——颜真卿。好不容易把钢笔用顺溜，父亲有天回家时兴高采烈，手里拿着一本颜真卿书法字帖，腋下夹着一沓供销社包散装白糖红糖用的包装纸。灰里泛着蓝的纸是用稻草造的，稻草痕迹清晰可见，“白纸太贵了，练毛笔字用这个纸就行”，然后从包里掏出两支毛笔和一瓶墨汁，拧开瓶盖，一股臭味扑面而来。

    这种一笔一划的日子一直过到把那沓纸画完，最后毛笔字的基本功依旧未练成。后来想，父亲逼我们练字并非是为了读书人琴棋书画里的“书”字，更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大饥荒，饥饿感一直令他恐惧。那时，流行在村里的墙壁上或山上的石板上刷具有时代特色的标语，父亲觉得把字写好，也能谋得一碗饭吃，跟素质教育无关。

    他当时绝不会想到，后来人们写字已经很少用笔了，就像他不会想到他辛苦耕耘的一分一厘土地，也同样越来越没用了。

    1992年市场经济定调。30多岁的父亲跟随潮流，再次用尽手里的积蓄，买回一条运沙船，把重心从土地上转移开，但经营1年多后以失败告终。

    同期破产的，还有他作为父亲的形象。进入县城上高中后，我有次把父亲在乡下开的玩笑用在了城里的同学身上，结果被周围同学同声指责不妥当。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以后的世界只能自己独行了，我生存的环境已经超出了父亲的人生经验，他已经给不了任何指导了。

    不过，在分文理科时，父亲用一种犹疑不决的口气跟我说，“听人家说读理科可以上的大学多，以后门路多”。我尊重了他的建议，在我的人生选择上，这也是最后一次。

    我开始上学时，父亲刚刚30岁；妹妹大学毕业时，父亲整整50岁。他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我们三个孩子。“老子供了三个孩子，老大上研究生、老二上完中专又当兵、老三上大学，差不多前后脚，没欠下一分钱的账。”有时候被人嘲笑没出息时，他常常这样回击。

    为了给我们挣学费和生活费，正值壮年的父亲不得不开始做小生意，渐渐放弃曾最能给他安全感的土地。有一次在城郊，往卡车上装木材进城卖时，他一度被粗大的白杨树压得吐血。这事他只告诉了城里的小姑，小姑回娘家时在火盆边告诉了我们，叮嘱侄儿侄女要好好学习，争取不回老家种地。

    后来，我们兄妹三人确实通过各自的努力进了城。闲不住的父亲也住进了城里，给人打工管库房。下班回家后，他依然会惦记乡下那些土地，只是在孩子面前，他再也不提30年前攒下的宅基地。他知道，那里如今已草木丛生，一片荒芜之中再也找不到他那欣欣向荣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