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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毕业了想做什么？”有一回，延鹏问我。他踩在椅子上帮我拿书架最高处的书。
“作家、记者或者卖大枣。”我回答。
“好好！”延鹏咧嘴朝我笑了笑。身为书店老板的他，爱护一切带字儿的纸。书、报纸、杂志。自然，也包括这些字的生产者。
……
“拍吧，你们以后做媒体，现在得练。”我至今意外木木的他，在那一刻，眼里竟会发出探照灯一样的光，凌然极了。
“买教材，找延鹏”曾是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口口相传的购书秘诀。2012年，延鹏在农大的地下室书店因消防隐患不得不关门，整个学校的学生有点骚动，城里说得上名的媒体也开始造访地下室。
这时候，焦头烂额的延鹏竟然爽快答应了我和几个同学为他拍摄短纪录片的要求。不为自己申诉，只为了让我们这帮在农科学校学传媒的学生“练手”。应延鹏的要求，为免再生事端，他将是这部纪录片唯一的观众。当时，一心想要“做热点”的我们，不会想到延鹏的艰难。
关于他的五色土书店，记忆是这样的：白炽灯下，这个大学地下食堂的小开间里横亘着三堵书墙，显得发白发亮。地上，亦堆着书。10平方米，进去，只能推推搡搡。延鹏把自己安排在一个角落里，眼睛盯着本《苏东坡传》。屋子外头就是餐桌，听得见吃面的人在“呼噜”。
这是2011年，我的消夏之地，延鹏新疆支教归来后自主创业的校园地下书店。那时，他从这所学校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已经两年。
各种数理化二手教材是延鹏书店的热销。他却不识时务地加了些别的经营上的“败笔”：哲学书、小说、诗集、社会学研究文集。这些书，卖不动，就这样摆着。“多读读吧，像是你吃了一块肉，谁知道长在身上的哪里。”说话不甚流利的他，却总能对着我使劲“劝学”。
有时候我觉得在这个人人都在“做实验、分析数据报告”的农科大学里，我和他有一种“共谋”的孤独和默契。我站在他的10平方米里，像是站在12岁时那个卖《飘》的盗版书书店，轻轻松开被汗渍浸染的十块钱……一个恒热的宇宙。
他月月更新着那些杂书，像是在冬天里播种施肥一样，想长出什么奇花异果。
他从“杂书”堆里高高举起一本书：“读过吗？”一次开学，我帮他的书店贴了几十张小广告，他马上请我挑选了自己的“工钱”：一套《源氏物语》，一套格雷马斯的《论意义》。
“我知道你们教材不多，应该看的书可不少。写东西给那么多人看，得有底气。”虽是个学生，延鹏总是把我当成媒体“圈内人”，说点肺腑之言。
“给你看看这个！”延鹏诡谲地朝我摔出一本绿皮复印的新闻特稿集子：“我2008年的时候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整本复印，故事好看！买不到了。”
稀罕新闻故事的延鹏，竟有一天也成了新闻主角。
在延鹏的理解里，写他的不妨是实习记者，“我这么个人，没干啥事儿。一些记者写我，可能因为那几天没什么可写的了。”
这个龟缩在地下室的书店因为消防隐患被学校勒令关门。那几天，人来人往。延鹏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丧气得像个被捕的通缉犯，仓皇和我说：“你快拿几本走，过两天书就不在了。”
那天，我写下了他，畅快却有些轻佻的4000字：“就这样，延鹏用二手教材来养活自己，用看书墙养活自己的心......书店重开于他是否是最好的选择，事实可能并非你所想。”
我随手把它发在了社交网络上。这篇夹叙夹议的“人物稿”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赞声一片、骂声一片，转发100次。学校记者团的老师带着学生浩浩荡荡来留言，讨论“新闻主观介入的得与失”。
带着不安，我去找延鹏。他正将书做最后的装箱整理，朝我一个猛猛的憨笑：“我看了，没事儿。”接下来的几天，他说把我的文章打印出来了，记者来采访他，他就特意让人家看一看：“这是关于我的报道，一个想将来和你们做同行的学生写的。”
那是我第一次有争议的写作。新闻人物：延鹏。文字稿、纪录片轮番轰炸，我的勇气，来源于他最艰难的默许。
书店关门以后，我依旧如故地淘买着各种带字儿的纸，在台灯前看着，时睡时醒。一想起延鹏的那句“写作的底气”，心头一紧。
继延鹏之后，我更加负责地写下了不少真实的、虚构的故事。文本只要有网页版，不管是第几作者，他都会悉数在自媒体中转发，附一句“作者是校友”。
找工作的这一年，我有时候会心血来潮问他一句：“你说我去公关公司好不好？”延鹏撇着嘴说：“那不如去卖大枣。”
这个冬天，学校保卫处要求延鹏处理掉书店关门后他寄存在学校咖啡馆的所有书籍。
“239.5元”，这是书卖了废品换的，延鹏把钱揉进口袋里，想请我吃饭。走到半道儿上还是改了主意：“算了，这饭钱，吃着太重了。”终于，延鹏的最后一堵书墙，在我们的大学里，彻底消失了。
“有机会，你好好写一本纪实的人物故事书吧，我要在我的书架上亮堂堂摆一排。”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延鹏兴冲冲和我约下了一本“期限待定”的书。这个曾被我写成故事的人确信：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