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跨越百年的实验

    137年过去了，几代植物学家精心守护的秘密，依然掩埋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土地里。

    这是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最漫长的实验之一。实验主角是20个来自1879年的窄口玻璃瓶，每个瓶中都装着23种不同类型的植物种子。19世纪末期，农民深为田间地头锄不尽的杂草而烦恼，学者威廉姆·比尔决心找出答案：要被锄多少次，野草种子才能歇菜？

    诗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植物学家说：那我就数数它又生多少次。

    以前我一直以为持续了89年的沥青滴落实验已经是最长的了——每隔6到20年，水滴形的沥青落下一次，证明它是液体。但最近，我发现这样脑洞大开的学者在西方绝不是个案。不管是在澳大利亚、美国还是比利时，总有学者在做着一些说不清“有什么用”、仿佛只为与历史长河较劲儿的实验。

    从1843年开始，一代代农业专家在英国洛桑研究所耕种，研究氮、磷、钾、钠等肥料对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影响；而比利时皇家天文台则每个月持续从太阳黑子观察者手中搜集数据，从1700年直到现在。

    要是兴致来了，这儿的人还能把最近的数据跟老前辈伽利略的手绘太阳黑子图作个对比。

    再譬如1879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里埋下20个玻璃瓶的比尔博士，以及如今世上唯一一个掌握玻璃瓶秘密的学者弗兰克·特罗斯基都知道：他们看不到实验的最终结果。

    最初，比尔定下的规矩是：每隔5年挖一个瓶子，看看里面的种子还能不能发芽，20个瓶子就是100年。到上世纪20年代，实验被交到另一个教授手中，他决定将开瓶子的时间延长到10年一次，因为实验结果趋于稳定，每次总有那么几种种子发芽。

    出于同样的原因，如今开瓶子的时间被定为20年一次。如果速度不变，这个实验最早也要在2100年才会结束。为了避免调皮的学生偷了瓶子当战利品，它们的位置也是绝不外传的秘密。

    光阴带走了一代代脑洞大开的科学家，也洗刷了社会的面貌。

    只有特罗斯基教授知道剩下那些瓶子分别被埋在何处，每每看到学校里有人施工他就紧张，唯恐有天要去跟包工头进行这样的对话：“你们不许在这儿盖楼！”“为啥呢？”“我不告诉你！”

    2000年，趁着夜色，他认认真真挖出了最新的一只种子瓶。瓶里的不少植物，如今在当地已绝迹。

    进入21世纪后，很少再有农民为杂草所困。

    就在比尔博士埋下这些玻璃瓶之后不久，19世纪末，科学界已经发现了能够杀死杂草而对苗木、禾谷无害的除草剂；到上世纪下半叶，新技术突破，不同种类的除草剂更为常见。

    哪怕结果“没有用”了，实验却延续至今。

    英国洛桑研究所的实验亦是如此。哪怕是在没有成果的研究时期，科研人员在耕种之余也得连续不停地记录数据，而资助实验的投资机构，花钱的节奏也不能放缓。

    人们默默等待。累积到某种程度后，终有那么一个时刻，肥料对土壤的影响，或是入侵物种的危害，浮出水面。

    偶尔也会收获意外惊喜：譬如从1843年保存的小麦样本中，发现二氧化硫排放对两种小麦病原体的影响。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对“无用”真相的探索，如果每一件事都是瞄准了实打实的利益去做，人类会错过多少精彩。

    “想想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呀”，至今守护着秘密的特罗斯基教授这样看待他们的实验，“某时某地，有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见识看见未来，并且告诉大家：咱们来做这个实验，保证它运转下去，看看它会把我们带去哪儿”。

    他已经挑好了下一代的“掌瓶人”。

    这些深藏于地下的玻璃瓶或许不再能为农民解决问题，但在如今这个时代，环保主义者会想了解：那些在本地再难觅踪影的植物，是否还有重回故土的一天？

    沉睡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里的玻璃瓶，收藏着这份答案。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最近几十年更是迅猛异常。对这一过程的回溯也许会令人惊讶：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到底是从哪一天、哪一步开始，在长期灰暗的蒙昧后，逐渐走向了清晰与理性。

    可能就是在并不引人注目之处，有大把对真相好奇的人，为不一定能得到结果的事业，坚持终生。

    或者，更简单点儿，就像特罗斯基说得那样：“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有今天的成就。现在，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感觉真是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