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生二孩，问题是谁带？

    “生？生了谁带？”挂了婆婆的电话，吕蕾怒气冲冲地对着丈夫喊道。自从去年10月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公布后，吕蕾说不清接了婆婆多少个关于生二孩的电话。

    吕蕾与丈夫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供着一套北京南五环的房子，养了一个7岁的女儿，日子倒也算小康。然而，婆婆想抱孙子的愿望从去年年底开始“膨胀”。

    90天的产假太短，单位里打算生二孩的同事被老板“逼走”。没生育保险，在北京生个孩子通常花费不低于两万元，女儿没有北京户口，上的私立幼儿园，一个月需要3500元，每次带着闺女去医院看个感冒都要上百元……也想过生二胎的吕蕾心里计算着，孩子3岁前她必须在家看娃，难不成让远在山东、已经60多岁的婆婆来带？

    上海的王女士有一个3岁的儿子，这几个月也在和老公商量是否生二孩，“要再生一个，就得换个大点的房子，现在房价这么贵，怎么换？养娃也要花不少钱，在外面随便上个培训班，一年就得一两万元。”王女士的家庭收入也算不少，但她仍然笑言“脑门上写着3个大字——‘钱不够’”。

    和吕蕾一样，谁帮忙带孩子也是王女士面临的问题，“两个孩子，一般妈妈就要全职，现在老人也不像以前肯帮忙带小孩了，带过一个的，都不肯带第二个了，老人也要追求自己的生活，出去旅游玩玩，平时打打牌打打麻将多好”。

    吕蕾和王女士的这些顾虑，如今件件摆在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的提案上。

    “二孩生不生，关键看配套。”孟晓驷表示，“二孩配套政策”将是妇联界别讨论的重要提案。在全国妇联的调查中，许多妇女并非“不想生”，而是“不敢生”和“生不起”。

    事实上，“单独二孩”政策实施1年多以来，申请再生育的比例远低于预期。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共有185万对“单独夫妻”申请了再生育，占全国1100万对符合政策夫妻的16.8%。

    今年2月，广东新闻广播《二孩妈妈必修课》与微信公众号“我要生二胎”共同发起生育二孩意愿及现状调查，通过网络对全国近3万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3.3%的妈妈愿意为生育二孩辞职回家，80.3%的女性认为现有生育假不够。86.4%的受访者表示，纠结是否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因素是“没人帮忙带”。

    “很多女性担心二孩政策一出，自己找工作就更难了。”孟晓驷说。一些用人单位担心女性生育二孩提高用人成本，因此不愿雇佣女性，还有些则通过各种方式使怀孕女员工感觉“待不下去”而“主动”辞职。在这样的环境下，想就业、有职业发展愿望的女性难免对生育产生顾虑。

    3年前，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律师朱列玉提议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城市与农村，一律允许生二孩。今年，他带来的建议是让广大妇女想生、敢生、也能够生。在他看来，生育已成为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女职工遭受职场隐性歧视的主要原因。他建议社会政策能支持女职工工作与家庭平衡，进一步延长产假，倡导两性共同承担家务照料工作。

    另外，当前生育待遇保障的碎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妇女的生育压力。孟晓驷举例说，现在生育保险覆盖面较窄，生育保险待遇缺乏规范，生育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偏低等，都加重了生育妇女的负担。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国目前生育保险制度，对男性陪产假或者育儿假和津贴没有作出规定。孟晓驷认为，男性的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妇女的生育和养育压力。

    针对生育保障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在今年的提案中，就建议将生育保险纳入医疗保险制度，让生育保障全民覆盖。

    朱列玉也建议国家应规定生育保险为强制性购买保险，同时加大财政投入，根据企业生育保险申领情况，给予企业税费减免，填补产假员工替代人手的工资，以补偿企业付出的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洪天慧表示，二孩谁带不单是一个抚养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社会保障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落实响应的配套政策，来减轻家庭、妇女的生育负担和压力。

    “二孩政策的推进落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的支撑。”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建议，为配合放开“二孩”政策的落实，建议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有所作为，也就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增加扣除生育费用的一些项目，实行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多地已推出二孩政策，并推出相关配套政策。今年2月，上海市人大审议通过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还可以再享受生育假30天，也就是说，女方共能享受生育假128天，而配偶的陪产假也由3天增加到10天。山东省则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不分孩次，除劳动法规定的90天产假外，均增加产假60日。

    在同为妇联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成平看来，“放开二孩”与“老龄化”都是社会现实，涉及民众切身利益，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出发，协调多部门解决，“这也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

    “纠结二孩‘生’与‘不生’，主要还是由于国家、社会及用人单位对妇女生育缺乏足够支持。”孟晓驷总结道，要使二孩政策真正起到“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成果，需要了解中国家庭的需求，必须在帮助女性平衡就业与生育上下工夫。

    针对当前3岁以下幼儿的公共幼托服务匮乏，孟晓驷提出，要加强对公共托幼服务的职业培训和政府监管，为家庭提供更多安全、普惠、负担得起的公共托幼服务，比如完善0~3岁幼儿的公共托幼设施及服务。对入托难的问题，洪天慧委员提到要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的力度。“生育保险、社会保障都是国家下一步应该完善的配套政策。”她说。

    朱列玉也建议，应提前谋划布局幼儿园和小学建设，确保不会出现入托难、入学难等问题。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发展普通家庭可以负担的公共托幼服务，缓解家庭压力。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可以把义务教育下移一个阶段，将学前教育（3~6岁）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同时大力兴办日托（0~2岁）与幼教（3~6岁）设施，包括减免税费鼓励大型企事业单位创办、鼓励社区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创办和国家公费资助兴办等，让普通家庭能够享受便利、平价而优质的日托和学前教育服务，从而有利于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更长远地为人力资源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