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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压力最大的就是学生安全问题，一旦学生发生事故，家长就认为学校要承担责任。推进依法治教，迫切需要从法律上明确学校的责任范围。请问部长，教育部会有哪些举措？”这是一位网友给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的提问。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组织了多场教育部副部长与网友的微访谈，3月11日进行了第三场。这位网友提问后，校园安全和校园暴力问题成为这场访谈的焦点。
“教育部正在抓紧起草校园安全条例。”郝平在回应网友的在线提问时说。依法治教成为此次互动的首要话题。
在3天前的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谈起校园暴力话题时称，“教育部现在最大的压力是安全问题。”3月10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袁贵仁再次表示，安全是一件头等要紧的大事；安全没有，教育无从谈起，成长成才也无从谈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国两会期间，几乎在各个会场都能听到关于校园暴力、安全的讨论。
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了立法遏制校园暴力的议案提案。其中一位人大代表建议修改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量刑处罚的规定，该建议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后，获数万点赞。
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甚至利用休息时间，特意跑到二楼的教育界别会场，找到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李卫红诉说遏制校园暴力之重要性，“我长得瘦小，小时候就被人欺负过”。他说，现在的校园暴力是升级版的，有一个共同特点：炫耀——打完人之后炫耀。
近一两年，频频出现的校园暴力事件让人震惊。与以往相比，这几年的校园暴力事件有了诸多新特点，比如群体性，多个被曝光的视频画面几乎都是一群人在殴打一个人；比如女生成为主角，多起事件的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是女生；再比如游戏性，很多孩子在围观暴力事件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将此当成严重的恶性事件，有的孩子还边看边“现场直播”……
从去年开始备受关注的“中国留学生涉嫌绑架施虐同伴案”已于今年2月宣判，其中3名已经成年的中国留学生均获重刑。该起案件的众多细节与国内曝光的多起校园暴力事件有类似之处。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看来，目前国内对校园暴力处理的常态是：高举轻落、大事化小，教育为主、惩戒偏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陆士桢认为，社会文化环境恶化与应对不力是校园暴力频发的重要原因。
“儿童已成为环境、变迁，以及道德观混乱的直接受害者。”陆士桢说，法律不健全、校园暴力处置无法可依也是重要原因。虽然《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网上未成年人犯罪和欺凌事件报道管理的通知》在2015年发布，但在司法实践中，校园暴力的处置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在巩汉林等多位代表委员的观察中，大量校园暴力事件得不到有效处置，简单的行政性处理多，而法律制裁几乎没有。
胡卫在法律上给出了具体的建议，“要加快修订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他建议，可以考虑将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适当提前，否则实施暴力不受惩罚，容易助长“藐视法律”的心态。
另外，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提出，校园暴力不仅关涉教育部门一家，仅凭教育部出台的《校园安全条例》“只能管得住学校、老师，管得住一小部分学生，管不住家长”。因此，他建议，建立国家统一的“学校系统典型事件判例库”，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力量，对涉及学校的典型案例进行规范性审判，公布审判文书，进行要素分析，以指导全国各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判例为参照，同一个国家同一部法律同一个标准。
据介绍，英国早已将10岁定为刑事案件责任年龄。韩国自2004年出台《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法》，规定了对暴力实施者的处理措施，此后校园暴力有了很大改观。而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地州政府都加强立法，对校园暴力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降低欺凌行为的认定标准。
如此看来，我国的校园安全立法是当务之急。不少中小学校长也疾呼：“安全是压在我们校长心上最重的一块石头。”
好消息是，教育部已在着手制定相应的法规。“教育部高度重视，正在抓紧起草校园安全条例，研究制定健全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的意见，将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建立系统化、法治化、专业化的解决机制。”郝平说，“我作过校长，理解校长、教师们在安全问题上承受着很大压力。”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丁菲菲 邱晨辉 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