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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透露了一个消息：他已经向上级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质询案，如果搞起来，将是人大监督的很大突破。
这是宪法第73条赋予的权力。不过，截至目前，质询案只散见于一些地方人大，全国人大层面至今还未举行过列入议程的质询。
宪法是这样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宪法强调，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元起的印象里，地方人大较有影响的质询案发生在16年前。2000年1月，在广东省人代会上，针对广东四会市对电镀城问题处理不当一事，25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质询，要求广东省环保局作答。
该局3轮答复均没获得通过，最终，局长被调离，一名副局长被撤换，质询案轰动全国。
然而，16年过去了，广东省人代会再无代表提出质询案。
李元起分析，质询案之所以少，原因一是先例少、经验不足，二是会期短而议题较多，三是质询是一种比较严厉的手段，人大代表直接询问其他机关领导人，领导人还要当面回答问题，影响比较大，启动比较慎重，有些地方还会考虑“给领导面子、给政府机关面子”，“大家都不好意思”。
作为宪法学者，他推测，人大如果要强化监督力量，可能会继续运用质询手段，“中国是绝对会用起来的”。既然人大代表想有所作为，“得把宪法实践下来，落实了”。
“质询有问责的性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韩晓武也提起了这个词。
在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他对人大的监督方式如数家珍，“按照法律规定，监督形式有7种”：比如，就某项专题工作听取“一府两院”专项报告；听取之前，人大会先做一些调研；当常委会委员提出建议和意见，“一府两院”的整改工作要在一定时间内予以反馈。
“如果这项工作改进不大，我们可以持续监督，比如下一次不听报告了，搞执法检查。”韩晓武说，如果整改起来困难，人大还可以在执法检查后再搞专题询问，如果专题询问以后还是改进不大，“那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我们还可以质询”。
自2015年以来，人大加强监督的步伐不断加快。
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2014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两个月后，中央要求，将审计查出的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方式，由以往的书面印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改为由国务院委托审计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口头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史上的“第一次”诞生了。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张德江亲自出席联组会议。
到会回答询问的官员，有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副审计长袁野，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7名“大员”。
“副总理带着相关部长回答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有关问题的询问。”吉炳轩回忆，专题询问现在是一年两三次，将来力度要加大，在监督的重点选题、方式方法和推动有关问题解决方面，“要下功夫，要有针对性”，“依法监督还要强化”。
吉炳轩还参加了执法检查。他发现，过去的执法检查，有些都是在法律实施了十几年后、二十多年后进行的，去年的执法检查，有的是立法10个月后就去检查，“对新的法律及时进行执法检查，跟踪贯彻落实情况，要比立法进行十几年后再进行检查效果好得多”。
人大监督又打了一次“组合拳”。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上，第一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并带队到地方实地检查；第一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向常委会作执法检查报告，并主持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有媒体还发现，这是“第一次在全国人大层面，把执法检查同专题询问这两种监督方式结合起来”。
李元起告诉记者，这些是中国法治要求越来越高、法治建设强化的一个标志，以前有些监督进行得少与人大工作开展得不具体有关，“要把宪法好多措施制度激活了，不能规定了以后就在那儿放着”。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主任王金财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他建议，法律实施满一年，必须报告书面实施情况，“我们立的法都要加强执法检查”。
今年，杭州市人大部署了查找杭州市地方性法规存在的问题，最终确立了7部法律需要提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另一个信号是，从2015年年初开始，多个省（区、市）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的意见》。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上，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县乡人大的建设。
人大监督如何增强刚性？在李元起看来，目前并不是没有法律手段，而是制度没有具体落实的措施。同时，在一些地区，人大代表的监督要排除各种阻力干扰，尤其是有些机关考虑到面子或其他问题不愿意让这种措施落实。
李元起说，代表大会都是会议期间发挥作用，但会后得有保障机制，得有一个落实的组织，“把这几个问题搞好，它的刚性就增强了”。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