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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一条广东某省属重点大学开出的“招聘广告”，让今天科技界别的小组讨论现场炸开了锅——
对于全职引进的院士级别人才，提供不低于120万元的年薪，以及不低于100万元的安家费和住房补贴，科研启动经费视学科发展而定，最高可达2000万元。
“这是真的！”念完这条刚收到的短信，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副局长潘锋说，“这些‘火辣辣’的数字，已经让很多广东的研究所所长们‘坐不住了’。”
哄堂大笑。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杨玉芳却有些笑不出来，“这真的体现了社会对人才的尊重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
在杨玉芳看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人才引进政策“积极不积极”的问题，而是一些地方政府、高校乃至企业的动作过于“积极”“粗鲁”，以至于整个人才引进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尤其是用人单位之间“竞相抬高价码”，这在杨玉芳看来是一种不良的导向，“结果就是许多研究人员带着他的‘光环’，重复获得不同用人单位的人才资助，资源过分集中，形成了人才市场上的恶性竞争。”
听到这里，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郑兰荪忍不住插了一句：“就像足球队员一样，现在一些院士专家也流行‘转会’了。”
他说，“转会，提高了身价，但转会，能提高踢球的水平吗？”
对科学家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冯俊告诉记者，当前的人才资助计划已经演变为一种学术评价指标，和收入、职称挂钩，其结果就导致学者们花大量时间申请入选计划，在得到资金项目后却不安心学术研究。相应地，那些专心做学术研究的学者，尽管能够取得同行认可的学术成果，但因为没有得到人才计划的资助，因而得不到整个评价体系的认可。
“这就好比一个农民，用自家的有机肥种出一片好庄稼却不被认可，而另一个农民，不好好种地，去搞化肥指标，反而赢得了最终的认可。”冯俊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工系副系主任邢新会眼中，这就是一种异化的“戴帽子人才工程”。
他说，在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科研能力不断上升的今天，这些“人才工程”的泛滥容易误导年轻学者把戴上“帽子”作为追求，而不去真正热爱科学，投身于科研事业，更无法安心去创新。
更为严重的是，“戴帽子人才工程”的内在竞争逻辑已逐渐演变成了“拼关系”——往往是谁的导师有名气，谁能找到关系，就能拿到这个“帽子”。
“为什么我们常说招进女婿气走儿？也是一样的道理。”杨玉芳说。
邢新会告诉记者，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人才计划的“碎片化”，缺乏科学统筹安排。据冯俊不完全统计，当前，国家和部委人才资助计划多达20多个，其中包括杰青等，而各省（区、市）的学者计划有26个，“这些人才计划往往注重短期效应，使人才政策碎片化，退化为一种政策快餐。”
他建议，整合各部门人才资助计划。“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各种国家基金委员会等可以成立部际联席会议，协调人才资助机制，整合各部门针对各自系统的人才资助计划，形成统一的、国家层面的、面向全体科研人员的资助计划。”
这一点，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原总工程师李莉表示同意，她还提到，应避免将人才资助计划学术头衔化和作为评价指标。
她说，各种人才计划要惠及更广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制造学术头衔，培养学术特权阶层。对于入选人才计划的学者，应进行严格的学术考核，同时建议取消把有多少人入选人才计划、得到多少经费资助作为学校、科研院所、学科专业的评估指标。
说到底，一切人才计划都是为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对科学家来说，一个科学合理的人才计划，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板凳一坐十年冷”的保障机制。
冯俊表示，要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在引进和资助人才时，应该向名气不大但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成果产出率高的青年倾斜，从而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学术成果。
这个话题讨论到最后，作为小组组长，郑兰荪认为很具有普遍意义，他告诉小组秘书记录下来，并强调：“我们要形成一份小组热点议题，提交给大会。”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