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中国人的愚昧和福气，都在于能吃苦

    1993年，严歌苓刚到美国不久。偶然一次，在一个中国移民历史陈列厅，她被一幅巨大的照片瞬间击中：一个雍容华贵的华人女性被神秘的气质萦绕着，旁边的白人男性们惊艳又狐疑地回头看她。

    “一下子，我就发现一个形象对人的震撼力，对人神秘的、没有道理的、莫名的启迪。”严歌苓说，“下面有一行字，说这是旧金山淘金时代的名妓。我就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有故事。”

    此后，严歌苓翻遍了旧金山所有的历史书，还发动亲友，但找了两三年也没有找到这名女性的真实身份。直到一本书里的一句话启示了她：“19世纪陆续被卖到旧金山的华人女性将近3000人，跟她们有性启蒙的关系或者长期爱情关系的白人男性大概有2000多人。”

    彼时，严歌苓身处异国，巨大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让敏感而脆弱的她既困惑又孤独，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在翻阅近百万字的美国华人移民史后，新旧移民相近的疼痛感被不断放大，在“一股气”的驱使下，严歌苓开始了《扶桑》写作，进入了近乎疯狂的状态，每天能写7000字。

    扶桑，一个被贩卖到旧金山为娼的华人女子，因其独特的东方神韵，吸引了众多白人男性。她与其中一位叫克里斯的男人有了一段凄美的爱情。克里斯对扶桑带着顽童般的热情，以及潜意识里西方文明对东方的优越感和征服欲。他试图救赎她，但她尽管爱他，却不接受他的救赎。最终，扶桑选择脱下修道院的白袍，穿上了做妓女时的红衫，离开了克里斯，嫁给了唐人街即将被处死的恶霸“大勇”。 

    “你用那一套东西来解放我，实际上你把我放进了枷锁，是另外一种枷锁。”严歌苓说，“所以，扶桑整个的爱情故事就是一句话，‘你爱我吧，不要救我’。”

    在严歌苓笔下，扶桑虽然是遭受凌辱虐待的妓女，但又是最自由的人。严歌苓赋予她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正如古老的东方文明，受尽了磨难，但她坚强极了、柔韧极了，是毁不了的。

    严歌苓说：“中国没有长时间温饱、舒适、和平的历史，有很多饥荒、灾难、战乱。所以一旦得到了劳动的机会，华人都会苦心经营。我们民族的伟大就在于非常能吃苦，非常隐忍、勤劳。愚昧在于此，福气也在于此。”

    和扶桑一样，严歌苓也拥有直面苦难的能力。她12岁就去当兵，是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最苦的时候是到西藏演出，戴着两层口罩坐在车上，眼泪把两层口罩浸湿，风一吹，在脸上像冰冷的铁板一样。但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拼命地争着吃苦，吃苦是一个英雄概念。吃的苦越多，越会被众人羡慕。“那时候我就形成了自寻苦吃、小苦大吃的性格，这是时代留给我的‘好毛病’。”严歌苓说。

    现在环境改变了，她依然秉持“吃苦”的习惯。写作就是一种“吃苦”状态的延续。“我是一个怯懦的、不自信的人。常常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我觉得自己不写作的状态是不可爱的。我今天干了4个小时的活儿，才有一个理由来喜欢自己。”严歌苓说。

    在她看来，新一代80后、90后的华人移民和她那一代已经大不相同。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他们有足够的钱在国外生活，不需太过打拼。所以，她更有必要把前辈移民的疼痛史从历史尘埃中清理出来，而不是看着它化为一个个空洞的符号，被人遗忘。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5年年底再版《扶桑》，并于近日邀请音乐人高晓松、书评人史航在北京大学与严歌苓进行了一场“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学”的对话。早在2014年7月，《扶桑》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正式立项，剧本由严歌苓亲自操刀。她还透露，巩俐是她心中理想的扶桑扮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