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

    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的一章，题为“世间已无张居正”，极言一代名臣张居正对明朝的重要性。石一枫给这部中篇小说起名《世间已无陈金芳》，陈金芳却只是一个小人物。

    在以“我”为视角的叙述中，陈金芳是从农村转学来的一个女孩，同学都因她的土气和虚荣而鄙视她，但她却是“我”在练琴时的一个虔诚听众。初中之后，“我”继续读书练琴，陈金芳则走入社会，一改畏葸内向的形象，成为远近闻名的女顽主。

    多年以后，“我”在一次音乐会上偶遇陈金芳，她已改名“陈予倩”，投资艺术品，优雅、得体地穿梭在艺术家、商人之间。而“我”此时早已放弃音乐，混饭度日，也参与了几次陈金芳烈火烹油的生活。最后见到陈金芳，她已破产，躲在城乡接合部的一栋公寓里，自杀未遂。

    “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这是陈金芳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成为她一切努力的结束语。

    读《世间已无陈金芳》，让人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样是一个万物生长的时代，同样是小人物在奋力向上攀爬，同样是仿佛已经看到中国梦或者美国梦的实现，同样最终堕入死亡——陈金芳自杀未遂，盖茨比被人杀害。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喧嚣时代”。国家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交叉口，经济迅速发展，投机市场活跃，财富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眼熟？

    80后评论家杨庆祥说，陈金芳更像是包法利夫人和于连的合体。包法利夫人不安于平庸的生活，其实陈金芳也是——她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多么穷困，都热爱音乐，尽管她从来听不懂真正的古典音乐；而于连，则不顾一切要变成一个体面的、上层社会的人。

    就像盖茨比的死亡不能否定他的努力，从某种程度而言，陈金芳也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每天在北京坐地铁，就会发现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英雄。他们在用自己全部的努力去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时代的规则。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时代的规则很庸俗，但是没有关系，陈金芳爱它，因为她想活得“有点儿人样”——这个要求并不高。

    然而，规则的残酷之处在于，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

    幸运的是，中国人在改变命运的信念上有一种豪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幸的是，现在对成功似乎只有一种标准——挣钱，还得让人知道。一个人住别墅、开跑车，是成功；如果他流离失所，但能画很好的画、作很美的曲，每天逍遥自在，算不算成功呢？

    石一枫说：“陈金芳的悲剧在于，她只认可一种成功的标准。即便她最后没有投资失败，如愿以偿变成一个有钱人，甚至变成一个既有钱又有品位的人，也是非常狭隘的成功的形象。就像我们单位边上有一个房地产广告，写着‘送调皮的小女儿去名校上学’，‘今天晚上去陪大使夫人看人艺的《雷雨》’。整个社会都被这样的成功标准裹挟了。”

    有成功的标准，自然也有失败的标准。这一代人的失败，几乎都指向资本意义。人们讨论的是房子、车子、股票、富二代……而且，真正的失败也许并不强烈，失败的感觉往往强于失败本身。不断有噪音提醒你，你很失败：有一套房子不够，应该再买一套；孩子上名校算什么，一定要送到美国去……不成功，就是失败；没有成功，只有更成功。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在不停地塑造和夸张自己的失败感，社会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所谓成功与失败，都是结局指向的。就好像陈金芳，最后以悲剧结尾，所以之前她的所有行为都显得可笑；如果最后她成功了，却很可能成为一个励志人物，说不定还能“感动中国”。整个社会的逻辑是反推的，只要结局够好。

    少女时代的陈金芳，常常痴痴地在窗外听“我”拉小提琴。如果仅看剪影，任谁都会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皎洁如月光的女孩。出身农村没有错，上进奋斗没有错，想活出人样没有错，事业失败也没有错，可最后，又有谁能为躺在担架上的她解释这一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