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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的谭述森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他一周要参加10个会议，办公室和家里堆满了书籍、手稿，一吃完晚饭就钻进书房。小孙子好奇地问：“爷爷，您怎么总有做不完的作业啊？”
这些“作业”都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布置给他的。52岁那年，谭述森投身刚刚起步的北斗事业，22年间，他见证了这项不亚于“两弹一星”的国家战略工程从立项到全球组网的全过程。
2015年，身为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的谭述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新当选院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尽管已经头发花白，但他明显不服老。“我的 ‘星龄’只有22岁，我还很年轻！”他不止一次对同事这样说。
一个马圈里走出两个院士
虽然52岁才正式加入北斗团队，但从18岁踏入大学校门那刻起，谭述森的人生就和定位专业联系在了一起。
实际上，学定位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高考结束后，班主任走进教室和学生们闲聊，告诉他们“按照国家需要的原则和学习、家庭出身情况，给你们调整了志愿”。至于具体怎么调，没有人知道。
“将来你们会知道、会满意的。”班主任补充说。
出生在重庆开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的谭述森对这次调整没有意见，“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直到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习，他才了解到之前公布的定位专业“实际上就是雷达，因为保密没有说真实的专业方向”。
几十年后回首，正如班主任所言，谭述森对那次调整“很满意”：“这对于后来我工作方向的选择和落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此，他的人生和定位紧紧联系在一起。1965年毕业时，他被分到隶属于军队系统的测绘研究所，工作地点在西安。谭述森觉得，这是一个“很信任的分配”。
当时，“文革”风暴即将来临。至今想起来，谭述森都会为自己在“文革”前顺利完成学业和工作分配感到幸运。“当年我们是地方院校分配最快的，分得晚的学校最后都没分下去，学生们就在外面搞串联，整整耽误了两年”。
工作第一年，谭述森被单位派到宁夏青龙峡的一个步兵连锻炼。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感觉到导航定位的重要性。“比如尖刀班带队，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找不到老乡怎么办？就要借助设备来导航”。
谭述森在单位的工作就是研制定位导航设备，但当兵锻炼结束后，他发现工作已经无法正常开展了。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协作的工厂不愿意接受任务，加工出的设备有问题也没有人管”，科研工作被迫暂停。
1969年3月2日，更大的风暴降临。上级通知，测绘研究所撤销，所有人到五七干校改造。所里的工作人员下放到河南省一个劳改农场，分成若干个连队劳动。谭述森被分到马班，养马养牛。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27岁的谭述森表现得非常冷静：“那时候要求我们做新一代的农民，我说不要紧，农民我做过，我不惧怕。”
白天，他和大家一起改造马圈，该削平的地方削平，该栽树的地方栽树。用他的话说，这是在“改善工作条件”。晚上，他还要值夜班，给马喂草料。
谭述森回忆，当时每天的劳动量都很大，很多人适应不了，但他身体素质好，什么活儿都能干，“麦子打完了装麻袋，往我背上一放，我脚尖一踮就能放到车上”。
但睡不着觉时他也想：“我们上了大学又做农民了，以后怎么办？”但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时，谭述森和同在马班、比他大9岁的王任享关系不错。一到吃饭时，两个人就端着饭菜随便找个地方一坐，边吃边聊。后来，王任享凭借在卫星摄影测量与遥感领域的突出贡献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去年谭述森也被评为院士，王任享在祝贺时不禁感慨：“现在这个结果真是没想到，我们一个马圈里还能走出两个院士！”
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
转机出现在1970年4月。
经过400多天的劳动改造后，上级决定恢复测绘研究所，在武汉重建。谭述森立即加入到浩浩荡荡的重建队伍中。他仍然继续执行刚分配到单位时的任务——改造机载雷达，以完成困难地区的测绘。不久后，国家下达西沙群岛测绘任务，谭述森和同事们开始了艰难的攻关。
虽然仍处于“文革”中，但是因为任务重大，目标明确，这一研究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冲击。
他们用了5年时间进行雷达改装试验，终于生产出一套用于海疆测绘的装备，并于1976年首次完成我国西沙群岛大地联测和海上岛礁摄影测量，将西沙群岛的高精度测绘成果纳入新中国地图之中。
这套装备大大提高了测绘效率，但谭述森仍然不满意。“用机载雷达最大的制约就是过于依赖天气。”他记得，在西沙测绘时往往一个月都等不到一个好天气。航空摄影测完以后也需要人工调研，工作量非常大。
“应该有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要能保证白天黑夜、好天气坏天气都能工作。这样的设备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他笃定地说。
就在这一时期，美国的GPS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引起了中国专家学者的注意。谭述森开始跟踪GPS的进展，他同时发现，当时世界上对导航定位手段的研究非常活跃，而中国也在尝试不同的导航方案。
对谭述森来说，1976年至1985年是黄金般宝贵的10年。“那时候我们的工作不是按照两个半天，而是按照3个半天来算的，晚上还有3到4个小时的时间用于学习。”
除了跟踪卫星导航定位的发展，他还参与了众多的课题研究。这些互相衔接的课题为他后来投身北斗事业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
谭述森的科研能力不断提高，但是他的职务却一直没怎么动。从1973年评上技术员起，他的职称十几年没有调过。相应地，他的工资很多年一直都停在60元。后来有一次工资连调两级，涨了12元，他觉得“非常满意，国家还是挺重视科研人员的”。
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流传一句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谭述森对此不以为然，他觉得不过是“搞经济的人面貌改变很快，我们的面貌改变得不快而已”。
随着对GPS研究的深入，谭述森逐渐明白，这一系统虽然对世界开放民用导航信号，但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如果过度依赖GPS会给国防安全埋下不小的隐患。而且，核心技术用钱买不来，引进仿制也走不远，中国必须独立发展卫星导航系统，“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
1994年，我国作出独立自主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战略决策。此时，美国的GPS系统已经完成布网，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也已经在建设中。52岁的谭述森离开了奋斗29年的军事测绘战线，出任北斗一代地面应用系统副总师。
在很多人看来，在快要退休的年龄选择新的事业充满了挑战和风险，但谭述森觉得这是“在原有追求上给了自己一个更大的空间”。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积淀了很长时间。
铁杆儿干北斗
1985年，在经济基础和技术实力薄弱的背景下，陈芳允院士提出了双星定位理论，计划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实现本土和周边区域的导航，这被视为北斗工程的奠基理论。但要把这一理论变成工程实践却困难重重，许多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北斗一代系统建设阶段，谭述森创造性地提出了集定位、通信和授时三大功能于一体的工程建设方案，不仅将“双星定位”理论变为工程现实，还创造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独特功能——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
在跟踪GPS系统发展的过程中，谭述森敏锐地意识到，“导航不能只解决‘我在哪里’的问题，还要解决‘我们在哪里’的问题”，位置信息和速度信息要实现共享。他举了个例子，在一条拥挤的航线上，管理部门要知道每一架飞机的实时位置，飞机之间也要知道彼此的位置，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但无论是美国的GPS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还是欧洲的伽利略系统都不能独立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要借助额外的通信卫星系统。
而北斗系统用户之间不仅可以知道对方的位置，还能通过70个汉字的短报文进行联系，就像发短信一样。2011年3月1日，三亚东南方向80海里处，渔民王定成在捕鱼时突发胃出血。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通过北斗监控平台收到求救信息后，第一时间实施救援，将王定成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谭述森认为，这些北斗系统独有的功能将是未来卫星导航发展的方向。“我们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瞄准了时代所赋予我们的需求，跳跃式地去发展。”
谭述森还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星地双向时间同步方案”，在国产卫星钟比GPS差一个量级的情况下，在亚太地区实现了与GPS相当的服务性能。
为了实现这些北斗系统上的创新，谭述森和他的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94年刚立项时，北斗一代系统建设受到不少学者质疑，加上经费短缺，谭述森团队面临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压力。
1998年深冬，北斗关键技术对接联调在石家庄如期展开。谭述森带着几十人加班，饿了泡方便面，困了裹件大衣眯一会儿，整整一周，终于打通了技术隘口。
每次和科研院所谈合作，谭述森都会直截了当地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不能把建成中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责任留给下一代人；第二，不能光想着从系统建设上赚钱，哪怕赔钱该干的活儿还得干。他执意要求每一份北斗一代系统的研制合同中都加入一句话：以建成北斗一代为目标。
为此，谭述森也被同事们誉为“铁杆儿干北斗的老谭”。
北斗频率保卫战
2015年评院士时，大地测量学家、中科院院士杨元喜是谭述森联络推荐人之一。杨元喜认为，谭述森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出了三大贡献，其中之一便是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争取到了宝贵的频率资源。
频率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空间战略资源，没有频率，建设卫星导航系统就如水无源、树无根。北斗建设之初，卫星导航大国已把频率资源瓜分殆尽，并意欲把我国排挤在“卫星导航俱乐部”之外。北斗面临无频可用的严峻局面。
对此，频率协调团队成员赵晓东深有感触。2000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其中的一项议题差点使北斗系统胎死腹中：几个国家提出删除某些频率，其中就包括北斗一代系统用于位置报告业务的频率。
当时，赵晓东作为代表团成员在前方参会，谭述森在北京坐镇指挥。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谭述森要求为赵晓东配一部移动电话。“当时移动电话还少，连带队的工信部领导都没有。”赵晓东回忆说。
迫于压力，一些在预备会议上承诺支持中国的国家临时“倒戈”。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支持，北斗一代的频率很可能会被删除。谭述森立即电话指示赵晓东跟各个国家接触，从中寻找突破口。
经过一番努力，赵晓东发现俄罗斯也面临类似问题：格洛纳斯系统的一段频率也处于删除清单之中。谭述森马上要求赵晓东与俄方代表接触，双方很快达成协议，互相支持，最终使该提议被大会否决，北斗频率保卫战初战告捷。
与此同时，赵晓东在此次大会上还有一个重要使命：为北斗系统拓展新的频率资源。当了解到欧盟也有为伽利略系统申请新频率的意愿时，谭述森指示他与欧盟合作，双方共同申请到了新的频率资源。
而2007年4月14日，我国成功将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中圆轨道后，欧盟方面忽然提出伽利略系统对该频段拥有优先权，两套系统在频率重叠时可能发生干扰。对此，中方认为，按照国际电联的规定和程序，中方对此导航频段的使用具有同等优先权。
于是，双方科学家开展了长达8年的技术层面的谈判。期间，谭述森带领谈判团队提出了卫星导航信号兼容性评估准则，并证明了北斗与伽利略系统频率重叠时互不影响。最终，2015年1月，欧盟代表团接受了中方提出的频率共用理念，同意在国际电联框架下完成卫星导航频率协调。
多年来，经过与几十个国家数百次艰苦谈判，谭述森带领频率协调团队屡战群雄，使我国走出了卫星导航频率匮乏与资料申报落后的历史。回忆起那段岁月，频率协调团队成员赵晓东说：“是谭述森扫除了北斗建设的第一道障碍。”
让人们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享受到北斗特有的便利
生活中，谭述森是位随和的老人。遇上年轻人到办公室请教问题，他从来不会“鼻孔朝天”，而是柔声细语，让来人觉得很平等。
对于物质，他也没有多少要求。一个白色塑料保温杯用了10多年，杯身花纹模糊不清、手柄磨得泛黄。按标准，出差他可以坐头等舱，但他常要求坐经济舱，要“把经费多用在科研上”。
只要一提起科研，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有同事曾用“严苛”来形容他的工作作风。
2010年，总站组织星地对接试验总结会。在测试卫星链路时延时，测试组发现测试结果与理论结果差了5纳秒，且多次复测仍找不到原因，考虑到对卫星正常运行影响不大，便未深究。谭述森发现后立即中止总结，明确要求什么时候问题解决什么时候再开总结会。
他对自己同样严格。熟悉谭述森的同事都知道，他给自己立了“三不”原则，而且从来没有破过——自己不懂的成果鉴定会坚决不参加；核心观点、主要内容不是自己提出和撰写的论文坚决不署名；没有达到项目指标要求的评审坚决不通过。
身为北斗专家，谭述森从来不缺少荣誉。然而，当每次把荣誉捧在手上时，他总是谦虚地说：“荣誉是给予北斗的，给北斗这个团队的，我只是其中一员。”就连当选院士后单位挂起的庆祝条幅，也被他再三要求撤了下来。
“我更看重他的为人。”提起2015年谭述森评选院士时的一件事，杨元喜院士感慨地说。按照规定，年龄超过70岁的院士候选人需要找6个院士作为推荐人，但谭述森“一个人都没找，一个电话都没打”，都是杨元喜帮忙找的。评院士要递交一个基本的材料，但谭述森没有写，也是杨元喜帮忙写的。
“当院士要靠自己去争取，但谭述森例外。”杨元喜说，“他为人太低调了。”
在这些实干家的努力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表现越来越“高调”。谭述森的同事曾调出数据库一周内存储的用户坐标，用以调研北斗系统的使用情况。在白色的背景下，这些坐标勾勒出一条条马路、航路，一段段边境线，最后汇成一幅清晰的中国地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也在记者会上透露，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最近我到内蒙古去调研，有一个企业用北斗放牛，给牛带项圈，还用上了WIFI，牛吃什么草、在什么地方都知道，如果一旦过界，牧民派个无人机把它给撵回来。”
“中国的北斗，正在成为世界的北斗。”谭述森自豪地说。如今，北斗产业开始走出国门，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枝散叶，并率先进入东盟市场。
曾有同事问谭述森：“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在有生之年使北斗性能更好，让北斗覆盖空间满足更多需要，把北斗位置报告功能扩展至全球，使人们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享受北斗特有的便利，解除‘失联’的痛苦。”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