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工匠精神”

    几年前到巴西，一位华侨朋友告诉我，这里的许多商店都在卖中国货，很便宜，不过……“不过什么？”在我连连追问下，朋友有点窘迫地回答：“就是质量，似乎差一点……”“举例、举例”“譬如，圆珠笔，买一大把，不是不出水，就是漏，结果把孩子们的书包、课本、衣服都弄脏了。当地人直摇头。”朋友的话，让我脸上觉得有点发烫。

    真没想到，在2016年1月4日召开的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发出了同样的诘问。他说：“我们的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库存积压到了极限），可为什么却生产不了圆珠笔的‘圆珠’？”

    这是真的吗？我泱泱大国，军舰火箭卫星都造得出来，小小圆珠又算个啥？

    诸位看官，您还真别不信，这小东西目前还真得全靠进口！人们要问，是什么导致了这等荒唐？怎么才能避免出现类似的咄咄怪事呢？

    其实，对这些问题，李克强总理不但在问，而且也在努力予以回答。我们在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找到答案。问题的症结不是别的，就是在今日中国之国民身上非常缺少一种叫做“工匠精神”的东西。工匠精神并不神秘。说穿了，就是精、益、求、精4个字。只要我们能把这4个字融会贯通，让精益求精成为每个生产环节和每个管理监督层面上的每个人的工作精神、劳动态度、质量意识、服务观念和职业道德，把违背精益求精的一切行为模式视为工作乃至生活上的底线和警戒线——这世界上还有13亿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吗？完全可以这样设想，目前中国在经济“换挡期”所遭遇到的种种供给侧方面的难题，都可以在“工匠精神”的孵化中得到相应的破解；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在产业转型产品转型工艺转型中所渴望的那种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质的飞跃”也不会可望而不可即。同样，有了“工匠精神”，中国消费者在大量购买国外产品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化个性化需求还会迟迟得不到满足吗？

    话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要让“工匠精神”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扎下根，扎住根，却绝非易事。笔者所说的“扎根”是指使“精益求精”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内在素质。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没有长久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推进，恐难奏效。其根本原因，或者说与之抗衡的力量恰恰来自我们的历史传统，来自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劳作方式，在数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形成与固化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一种田园牧歌式、豆架瓜棚式、桑麻耕读式的松弛怡然随意，早己嵌入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老舍先生曾将这种散漫随便不认真的性格形容为“汤泡饭”。而要改变、打乱或更新这样的散漫随便，呜呼！非一日之功。

    如果我们把在自然经济中形成的农业社会的生活理念视为“工匠精神”的潜在阻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那种对金钱赤裸裸的膜拜与渴望的社会氛围，那种毫不掩饰不顾一切地试图迅速发财的急切心态，则会彻底瓦解“工匠精神”。浮躁的确是工匠精神的大敌，而由贪婪的欲火作背景，以投机取巧为时尚的浮躁则是一切精益求精价值观和生活原则的死敌！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要想在一切生产领域树立“工匠精神”，就必须首先以强力手段制止那些毫无道德约束和信用底线的非法牟利行为；强力制止目前依然大量存在的，手法不断翻新的制假造假活动。同时，还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让“工匠精神”得以健康生长的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事实上克服浮躁，并在各行各业形成严谨、认真、好学、钻研的社会风气是培育和滋养工匠精神的最佳土壤和最好的孵化器。

    万物同理，如果我们把“工匠精神”再扩展开来，将其宽泛地归结为一种认真细致严谨精准的工作态度，那在今天的中国又有哪个地方、哪个行业、哪个岗位、哪个人不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呢？习近平主席在谈到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时，曾提出要“精准发力”。他在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也曾反反复复强调要“精淮扶贫”。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而广之地联想到，实现社会组织管理协调的精准精细同样也是国家治理水平现代化的一部分。可见，不仅是在普通经济领域，即便是在国家的决策部门的决策领域，也同样需要有“工匠精神”，它的认真和一丝不苟。写到这里，想到了毛泽东的一句老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