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母亲的“人生锦囊”

    作为一个母亲，王兰兰有时觉得，在人生的大命题面前，年纪轻轻的女儿或许比自己明白得多。

    26年前的3月，她生下了女儿瞿佳丽。如今，女儿已经离开她11年了。

    她把女儿的照片翻拍下来发到微信朋友圈，还写下：“她走了，告诉了我后面的生活要怎么过。”——去世之前，放心不下的佳丽给母亲留下了一个“人生锦囊”。

    佳丽被确诊为白血病是在2001年，不出5年，她的病情就急剧恶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面色苍白如纸的小佳丽，反倒趴在王兰兰的肩头安慰妈妈。

    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佳丽突然对王兰兰说：“妈妈，我明天要走了。”她嘱咐王兰兰，把自己火化之后，骨灰要全部撒掉。

    “胡说什么呢！”王兰兰赶紧打断了这些“不吉利”的话。

    第二天，女儿又虚弱地开口，说自己“马上就要走了”。

    “那个时候是真钝！钝得很！”11年后回忆起来，王兰兰还是后悔得咬紧了牙。当时的她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唯一的女儿对她最后的告别。

    她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熬过那段被泪水淹没的日子。性格外向的她把自己锁在家里，不再想跟任何人说话，因为“这种丧女之痛，别人体会不了”。

    这样混混沌沌的状态不知持续了多久，直到有一天，她偶然发现了女儿留给她的“锦囊”。

    那是一沓日记。佳丽自打生病后开始偷偷地写起，最后把它们藏进了书桌的抽屉里。

    翻开日记本，王兰兰大滴大滴的眼泪瞬间晕开了女儿娟秀的笔迹:“妈妈对不起，来到这个人世间跟你做母女一场，还没报答你，我就要走了。”

    整整一个下午，她把那一沓日记一页一页地读完，“哭了一大场”。　 

    女儿说，这个地球容纳不了这么多人，肯定要收走一部分。“收就让它收吧”，佳丽的每一笔每一画都割在王兰兰的心上，“把我们这种身体不好的人接走，身体好的留下来。身体好的人有用，身体不好没得用了”。 

    常说自己“心粗”的王兰兰早已忘记了日记本的样子，但是她还清楚地记得，在最后一本的最后一篇，15岁的女儿写下了自己的愿望：“如果我能医好了，将来一定挣很多钱，做个慈善家。”

    最后一句话留给了王兰兰：“妈妈，我走了以后，你不要哭也不要气，你要好好回报社会。”

    做了10多年的母女，王兰兰明白女儿的心思。佳丽生病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一些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前来捐钱捐物。

    王兰兰“心疼又欣慰”地感受到，自小缺失父爱的佳丽在临走前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爱。

    母女两人依偎着躺在床上的时候，佳丽会反复跟王兰兰交代：“一定要回报社会。”

    “我又没有钱又没有能力，拿什么回报？”王兰兰问她。

    佳丽已经想得清清楚楚：“有钱人做有钱人的事，没钱有没钱的做法。”她告诉妈妈，要“力所能及”，看到有人拿不动东西就去帮一把，还有她的衣服都不要烧，收拾收拾拿去送给有需要的人。

    “老是她来教我，到底她是妈还是我是妈。”王兰兰苦笑着说。

    对于这个“锦囊”里的嘱托，王兰兰几乎没多想就决定照单执行。

    多年来，她一直觉得有愧于女儿。“她是个苦孩子。”王兰兰扯过纸巾沾沾眼角，“那么懂事的娃娃应该有个健全的家庭，而我这个娃娃我给不了她”。

    因为不富裕，王兰兰只能教佳丽“我们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不要跟别人比”。女儿很听话，不挑吃不挑穿，小学时的文具用到初二都还爱惜得好好的。

    她暗暗发誓，没能让女儿在生前过上好日子的遗憾已无法弥补，而女儿的遗愿，她一定要完成。

    又哭了一个星期之后，王兰兰擦干眼泪开始行动。她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冬天的毛领外套、春天的牛仔裤、夏天的花裙子，还有女儿没机会穿过的好心人送来的“五百多块钱一双”的鞋子，统统被王兰兰装了起来。

    打了满满两个大包，王兰兰喊上几个跟佳丽要好的同学，一起把衣物拉到学校。

    王兰兰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学生们一窝蜂地围上来，“有些兴奋又有些不好意思”。一拿到衣服，他们就等不及地往身上套，开心地左看右看，吵吵闹闹。

    “娃娃得了衣服，那个高兴哟。”回想起来，王兰兰一下子绽开笑容。　　

    看着孩子们“灿烂淳朴”的笑脸，这位刚刚失去女儿的母亲觉得心里“一下子就舒服了”。

    女儿留下的“锦囊”开始在母亲的生活里发挥微妙的作用。很久不愿出门的王兰兰觉得自己被“注入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去了还想去”。

    电视台过来报道了佳丽的遗愿，王兰兰开始不断地接到好心人的电话，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衣物和文具。她把收到的东西清洗消毒后打包，分批送往偏远贫穷的山区。　　

    “佳丽啊，妈妈又出发了。”每次出门，王兰兰都觉得自己可以和女儿对话。一个人坐上公交车、大巴车或火车的时候，她在心里跟女儿汇报行程，偶尔一不留神就说出声儿来，引得旁边的人奇怪地看她一眼。

    在捐赠物资的时候，王兰兰时常想起自己的佳丽。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姑娘，长着跟女儿一样忽闪忽闪的眼睛，顶着长长的睫毛，眉宇间冒着勃发的青春和未脱的稚气。

    去世时，佳丽已经长得亭亭玉立，头发朝后梳，露出饱满的额头，高高的马尾辫在脑后甩来甩去。她的个头也已经拔节，裤子穿在1米6多的王兰兰身上，还能长出来一截子。

    “阿姨过去也有个姑娘，就像你们一样。”王兰兰充满爱怜地扶着一个小女孩的肩膀轻轻地说，声音微微发颤地吐出后半句，“但是她现在在天上。”

    她忍不住把从前对女儿的祝福转赠给眼前的女孩：这个娃娃啊，以后可得有个好前途，嫁个好丈夫，做个好媳妇、好妈妈。

    王兰兰跋涉的脚步“舍不得停下来”。坐过拖拉机，也用过摩托车，有一回在怒江遇到不能称之为路的坑坑洼洼的土坡，她找来了40匹马和骡子，“人背马驮”。　

    背着物资在山路上实在爬不动的时候，王兰兰在心里对女儿说：“佳丽啊，太重了，你伸只手嘛。”然后，就像是真的有人来托了一把一样，她觉得背上瞬间就轻巧了，不费力气地就爬上去了。

    “太奇怪了”，王兰兰睁大了眼睛强调，“我一点都不夸张，这个感觉是真实的！” 

    她还觉着，似乎冥冥之中有种天意在保佑着她，让自己每回在路途上遇到危急情况都能化险为夷。

    6月是雨季，车走到一半时，道路就被泥石流冲断；鲁甸地震后不久，车刚一经过，被震松的地面就垮下去一段路基。还有一次回程时，盘山路上一个弯转过来，车屁股就甩出了悬崖外。　

    “其实无常随时都在每个人的身边。”或许是女儿的早逝让王兰兰对人生有了更多的理解。

    摁着套在指尖的念佛计数器，她淡淡地说：“要是怕了，下一次就再也去不了了。不肖（用）怕，该来的都会来，不该来的怎么都不会来。”

    这个普通的中年女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承受，“再大的事情我也不会放在心上，过了就过了。”

    唯一令她头疼的是钱的问题。她住着廉租房，每月的固定收入是几百块钱的低保，而一次送衣服下去，托运费加上她的车旅费，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

    2012年，王兰兰又在自己小区里开了一个爱心食堂，每天为独居和残疾老人们提供午餐和晚餐，一顿只收3块钱。　 

    由于收取的饭钱远远低于成本，爱心食堂墙上那项关于“经营利润”的数字前面永远带着一个负号。为了把食堂维持下去，王兰兰还得到处“化缘”，“除了脸不要，什么都要”。

    她把日子过到最省，捡别人淘汰的衣服，两条破了大洞的黑色裤袜套在一起就能穿。

    买生活用品的时候，王兰兰喜欢一次囤回来一大堆。如今，市面上已经见不到的老包装香皂，她的家里还有好几块。

    节省之余，王兰兰还去打零工。只要攒够了路费，她就上路。

    她亲手帮孩子们试衣服。胖嘟嘟的小男孩举起双手，她给他套上毛衣再帮他把小脑袋从领口拔出来。那一刻，这个失去亲生女儿的母亲，“感觉自己还在当妈妈一样”。

    一路走来，有太多东西让王兰兰割舍不下。有时送完物资，村民们把家里最好的腌肉端出来塞给她。临走时，还有人戴着雨帽，自发地走到村口送她。

    不知不觉间，王兰兰已经在送物资的路上走了11年。她有些恍惚，“可怪，我都感觉没得”，虽然她也发现，自己已经踏遍了云南的16个州市。走着走着，要爬的土坡少了，山村里的水泥路都修起来了。　　

    她捐助过的孩子们也陆续长大。每到逢年过节，她都会收到许多孩子发来的短信。这些年里，他们长大成人，步入工作岗位，还有的现在已经为人父母。平日里升了职、添了丁，他们也都知会她一声。每一条短信里，他们都管她叫“王妈妈”。

    这么多年来，她早已明白了女儿那个“锦囊”的真正意义。

    “从完成你的心愿开始，我山区去了好多好多，一路走来我觉得很快乐。”去河边祭奠女儿的时候，她对着河面的波纹说：“这些快乐都是你教我做的，都是你给我的。”

    现在，不出门送物资的时候，王兰兰每天围裙加身，点着口红，精神满满地出现在她的爱心食堂。来排队打饭的100多位老人，还时常能听到她扯着高亮的嗓门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

    忙活起来的时候，王兰兰“十天半个月都想不起来女儿”。晚上10点回到家，她一把扯过堆在床上从来不叠的被子，两分钟就沉沉睡着，甚至来不及多看几眼墙上相框里永远定格在15岁的女儿。

    要不是今年女儿的生日跟老家的农历节日碰巧在同一天，她估计自己又是“想都想不起来”。　　

    可是，当有人质疑她是否会贪污善款的时候，她把眼睛一瞪，冲着人家说：“你们担心啥呀？我哪敢做错事情，天上有那么大一双眼睛在盯着我呢！”

    她从没感觉女儿已经走了11年，“总觉得是前两年才走的”。虽然有时想不起，她相信佳丽每一天都在看着她，“从来没有远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