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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徐巧珍的生活场景在两个空间内不停切换，不到7平方米的家，以及家门口不到1平方米的织补摊。
在上海舟山路79号，每天早上9点，这位61岁的老人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家大门前。她喜欢穿朴素洗练的尼龙外套，脖子上一丝不苟地系着浅棕色波点丝巾，短发虽已花白却打理得整齐服帖。
她的小摊紧挨房子外墙，人和桌恰如其分地卡在这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内，一分不多，一厘不少。等挂上“精工织补”的招牌，搭上几块简陋的木板，搁上一条小板凳，屁股往上面一挪，她便宛若钉住了，一坐便是一整天。
没顾客时，徐姨仿佛是洋房前的一座雕塑：身子佝偻成弓形，眼睛恨不得钻进自制的放大镜架里，死死盯着手上的针线，常常1小时也不动弹。
精工织补与普通缝补不同，徐姨需按布料本身的纹理，将破洞补得“天衣无缝”。织物的纹路各式各样，但无论是平纹、斜纹、人字纹，甚至不规则的花纹，徐姨都能熟稔地拣出粗细合适的织补针，从衣物边角里挑出一根长线，接着将破洞四周的经纬线缓缓连起，再用针线来回穿梭织补。
来顾客了，徐姨轻轻地抬起头，眯着眼点头微笑，然后用爽朗的声音问候道“侬好！”绝大多数都是回头客，但也偶尔有人开着车慕名而来，饶有兴致地瞧上一番。
两分钟过去了，看的人气定神闲地立在一旁，徐姨手里的针却只走了一个来回；一个小时过去了，看客耐着性子踱来踱去，一条条紧致的细线掩住了指甲盖大小的破洞；待太阳换了方位，看客遛达了折返回来，翻遍整件衣物，竟难以寻到之前破洞的痕迹。
等天黑了下来，徐姨便把活计搬到家中。然而，正如织补产生的密集感一样，徐巧珍的家也让初来的客人感到紧迫、逼仄。
红灰相间的外墙，圆拱形的大玻璃窗，这座犹太人留下的房子遥望着北外滩，也是上海海派建筑的一个缩影。不过，推开镂空雕花的铁门，就仿佛步入了另一个世界。
幽幽的走廊里搁置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天井中搭起了四面漏风的棚子间。16户人家挤在这座两层小楼里，不少连公共卫生间都没有，仍使用着上世纪常见的“痰盂”。
徐姨和丈夫老魏住在二楼，通向她家的走廊只容1人勉强穿过。小屋内一张床便占据了大半的空间，地上则摆满了需要织补的活计。曾有不少外地人想跟着徐姨学手艺，她都无奈地回应说，“地方这么小，两个人都转不过来，怎么收徒弟？”
当然，她还有别的顾虑——“这几年织补行当一直在走下坡路，外地人以此谋生太难了，开店面费用太高，没顾客，摆小摊的话，人家又怕你跑路。”
织补这个行当曾在上海滩无比繁荣。过去西服昂贵，普通人买了一件都当宝贝捧着，旧了破了也舍不得扔，织织补补又一年。20多年前，上海街头里弄都可以瞥见织补匠人的身影，而如今在老服装市场舟山路上，只能寻到徐巧珍一人的织补摊。
作为织补匠的女儿，徐巧珍的名字中便蕴含“巧针”之意。徐父13岁便在凤阳路洗衣作坊做学徒，他一边给师傅带孩子、做家务，一边趁闲时观摩师傅织补。出师后，徐父的手艺远近闻名，软缎旗袍、驼丝绵西装、甚至皮大衣都不在话下。
然而，继承织补手艺本不在徐巧珍的人生纹路中。如果不是工厂倒闭，她本是一名捧着铁饭碗的工人。14岁时，父亲所在的纺织厂因“上海支援内地建设”迁往福建，她便也随行来到闽北山区。初中毕业后，她顺利地成了一名挡车工，然后结婚生子，住在单位分配的两室一厅的公寓中。
如同一道锋利的裂痕，下岗突然呈现在徐巧珍一家人的命运中。20年前，他们回到上海时，没有房子，没有工作。为了讨生活，父亲重新摆出织补小摊，徐巧珍也拾起针线学艺。最初的日子里，折坏了许多根针，手上磨破了一层又一层的皮。
如今他们住上了6.9平方米的屋子，儿子儿媳每周回来看望两位老人。“每次吃饭，我和儿媳坐在床上，儿子和老魏各搬一条板凳紧贴着桌边。”她绝不希望儿女继承她的织补事业，“这行来钱慢、做工苦”。令她欣慰的是，多年前，儿子进入了外企工作，他们还攒钱给儿子买下了一套小房子。
不过，徐姨仍守着不到1平方米的小摊，大多的时间里，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小桌边赶工，原本纤瘦的她曾因久坐体重增加了40斤。当初父亲的门徒13人，只剩她还在从事织补行当。但她笑着说，“哪一行不辛苦，谁家的日子不是紧紧巴巴的？”
实习生 郭路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