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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后的年画作坊，在皇城根下的杨梅竹斜街，一个连招牌都没有的小院里。
可惜的是这作坊没点“单传”的气派：不到10平方米的老屋，因为透不进阳光，总是黑漆漆的；豆芽和冒了白油的肉酱，干得粘在一起，胡乱地躺在门口的桌子上；沾满墨渍的书桌和铺满年画的案台一摆，屋里就能挤下俩人。
老屋子的主人，人称“阔爷”的张阔，成天耗在这里。每当刻版，他都先从几吨重的梨木里连锯带磨地整出合适的料子，然后从描边到刻版，双眼紧盯，十几个小时不敢歇一下。一连忙活好几天，每次收工都弄得满手鲜红的压痕。
实在累了，阔爷就骑上“老永久”出去遛弯，街坊们都争着向他问好。外面来的人都问，这胡子拉碴、见谁都笑、牙被红塔山熏得黑黄的发福老头，咋被尊成“爷”了？
“可不是嘛！过去月入几万没人这么喊；现在活得和低保户似的，都叫我爷。”阔爷见人，说话总像讲相声。再一问，他10年前为刻版画，盘了家产，一口气买了10吨梨木；自己一个人，复原了失传将近70年的北京年画，刻出了60多个老版式。
没几个人记得，刚来这条手艺人聚集的老街时，阔爷是被怀疑的对象。毕竟家财万贯还来干这，像极了那群仗着点钱过来图名利的人。“你们年轻的，说话做事别缺德”，隔壁老太太一点都信不过这个年轻人，唬得他直赔笑脸。
当时阔爷没好意思说，自己做北京年画真就为了“好玩”。小时候他眼看着隔壁师傅3个月死盯一块紫檀，然后一气呵成劈出一套家具，剩下的边角料切开，恰好是一双筷子。邻里都众星捧月似的，好多人还拿着木头专门从外地跑来。
咋木工里专挑了雕版，阔爷不好意思讲。“发现全国只有北京年画失传了所以气不过”，似乎算不上正儿八经的理由。再往下说，无非是“把失传的东西捡回来，要比一般木匠活儿还带劲”。
本来也没人相信他能坚持11年。当初为了干活儿，阔爷在距家80里开外的门头沟租了仓库，在山里刨木头。莫名其妙被分居的娘俩盼星星盼月亮，觉得他很快就会坚持不住——结果，阔爷果真回来了；并非回心转意，而是腾了个离家近点的旧屋。
他没告诉别人，自己玩得有多爽快。如今他下刀，像下棋似的，最后一笔落完，“总能出来个亲儿子”。
成了“唯一传人”，阔爷倒也火了。旅游公司的人开始琢磨着搞个体验游，教游客学雕版。
“好嘛，让我和机器似的，和每一群人讲一样的？这要烦死我啊。”阔爷寻思了半天，悟过了劲儿，“太没意思，不教！”
不太好直接抹面子的，是四邻的老手艺人。他们总夸阔爷是“传承文化的典范”，每当这时，阔爷就不言语，低头搓着沾满木屑、全是线头的黑毛衣。有时，老爷子们聚在一起，埋怨传承艰难，他就默默走开。
阔爷不好意思的是，同寄托了一辈子的老人们不一样，自己当手艺人纯粹图个乐，受不起他们的赞誉。更何况，他总觉得，一门老手艺活多久，是它自己的“命数”，不能总指望年轻人义务支持。
“年画是因为有趣，我才接了起来；没准有些老手艺，真的过时了呢？”，但这话不敢当着朋友们说，兄弟们也不信。他们觉得能用雕版刻出二维码，能把年画印在布包上，这就是“传承的典范”。
阔爷自己也兴奋。“毕竟是二维码，前无古人的挑战。”用他的话说，这些啥含义都没的东西实在难搞，“就像数星星似的”。第一次刻出来的，手机识别不了，人一下就蔫了，况且这东西还没法修整，失败了只能从头再来；再试一次，终于传来“嘀”的一声响，“贝多芬的曲儿都没这好听”。
那一瞬间，阔爷恨不得跑到天井里大吼一嗓子。
再之后，他终于打算教年轻人在樟木上刻姓氏图腾——既“传承文化”，又“赚钱”。
更深的原因掖在心里：前段时间上展览，他发现一位老朋友剪出了很拙劣的剪纸，还和观众胡扯说剪纸上圆下尖是因为“天圆地方”。
“做啥都要先高兴。自己的手艺都不精，说的话都不信，传承个什么劲儿呢？” 看着朋友言不由衷的表情，阔爷在家难受了很久都没弄明白这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