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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所有的绝望之后，祝江（化名）选择花钱雇人杀死自己。
杀手推着轮椅上这位高位截瘫患者走进阴冷潮湿的小旅馆，随后按照他的吩咐，在令他厌弃的身体上捅了十几刀。
血液与时间一同流失，漫长的2个小时后，他改变了主意，喊出“救命”。
在自杀的悲剧中，加缪的论断反复被提及——“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当高位截瘫患者柔软无力的身体坠落时，撞击发出的声响更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新婚不久的蒋玉燕在晒衣服时从四米高的二楼坠落，从此下半身瘫痪。随后的人生就是与自杀缠绕而行的岁月：她曾接连自杀了三次——第一次吃了一瓶安眠药，被救起；第二次在家里开了煤气罐，被救起；第三次费尽全力准备爬窗户跳楼，又被救起……
60岁的老汉汤道庚卧床3年后，在网上发帖求助自杀的方法，他发白的胡须不停抖动：“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只想快死，但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即使想死，我也是有心无力。”
就像祝江一样，在聚光灯照耀下，高位截瘫患者自杀的悲剧引起我们内心的波澜。但之后呢？他们继续归于沉默，我们目光转向别处。
对于普通人，自杀是一种艰难的抉择，背后是内心的百转千回、思虑的踌躇不定。对于高位截瘫患者来说，很多时候困扰他们的，只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中国目前有2800万重度残疾人（无行为能力者），很难说“杀死”他的，是凶手、是自己，还是别的什么。
36岁的祝江选择死亡时，用两只手夹着铅笔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传递讯息，寻找帮手，为此他甚至甘心付出全部积蓄七万元钱。
毫无疑问，肉体的折磨让他们痛不欲生。从上腹部到脚每寸肌肤24小时都在疼痛，整个下身像被水泥灌注了一样僵硬；膀胱、肛门括约肌功能完全丧失，小便需用导尿管排出，大便要用“开塞露”药物帮助排出。
他们称自己为“不会腐烂的尸体”，除了一动不动地躺在一张张绝望的床上，他们什么也干不了，甚至不能抬起一只手，痛痛快快地杀死自己。
但相比之下，精神上的病灶却更难被去除。倘若有一天我们突然失去了那些习以为常的能力，我们会怎样呢？我们不再拥有最亲密的身体，唯一可以支配的，只剩内心。
可是“希望”却吝于展露身脚，内心的折磨在“杀死”他们。
正常人心理的灰暗可以求助于亲朋和心理医生，高位截瘫患者周围只有护工和机器。如果考验着耐心和财力的家属无法接住坠落的高位截瘫患者，完善的社会机制和健全的法律又能否兜得住？
一个宽容、友好和运转得力的社会是说服自杀者最好的谈判专家。它能提供科学的心理救助流程、能陪伴在身边给予宽慰和倾听、能让他们看到同病相怜者复健的勇气，而不是接二连三自杀的新闻。
只是这个“谈判专家”还没尽到职责。在网络上搜索，我们鲜少发现有针对高位截瘫患者心理救助的组织。在欧美，义工成为重度残疾人感受世界的眼睛和耳朵，为他们读报、陪他们聊天。政府和非盈利组织除了为重度残疾人士提供起居用品、康复用品和专用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成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根据重度残疾人士的个人情况，组织专业心理咨询师和义工定期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陪护。
病魔易治，心魔难除，心理建设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身体的护理。四肢僵硬，心思却活络。无法掌控身体的人和我们一样有情绪、有思想，能感知冷暖，能体验爱、责任、理解、坚持等等词汇。
只是周围给予他们的阳光太少了。在站立还没有成为一种奢望之前，祝江有着不甘于命运的上进青年的典型特征，舍弃原本安逸的高职教师工作，连续七年报考一所警察学校的研究生，最终成为一位有前途的警官。
直到一场车祸降临。
朋友和同事的探望让祝江觉得自己是个弱者，他的父母请求来访者推迟探望时间。一开始来看望得多，后来就少了。
爸妈不时来看望他，但他总是大声吵闹，每次连一个小时都难留。他在网上评论“最毒父母心”。
即便在春天，祝江也不愿让护工推他出去晒太阳。
坚持活下去的人变成传播正能量的励志符号，也有一些则躺在冰冷的社会新闻栏目里，被轻描淡写地叙述着生死。
就像现在的祝江，歪着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失去意识。所有的尊严连同枯柴一样的肢体密密实实地遮蔽在被子的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