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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有多少？相当于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的全国人口。
根据迄今被引用最多的保守推测，数字超过了6000万！每5个中国孩子中，就有1个是留守儿童。
从4月起，中国政府首次普查留守儿童的真正底数。巧合的是，今年也是“留守儿童”进入官方话语体系的第十个年头。
2006年，12个中央部门组建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那一年早些时候，24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呼吁为留守儿童建立保障制度的提案。当时，人们使用“2000万”这个经测算的数字，形容问题之严峻。
这10年，中国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留守儿童。不被知晓的庞大群体如海面下的冰山。这个飞奔的国家经历着一场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
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有2.6亿人口并没住在自己出生的城镇。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阐释过迁徙对儿童的负面影响。迁徙的中国，将压力传导给了沉默的孩子。
今天，重压下的留守儿童问题成了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公众对此问题的感知，恐怕多源于频发的悲情故事。如同安徒生笔下冻死街头的“卖火柴的小女孩”，2012年，贵州省毕节市——一个典型的因劳动力输出而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的贫困地区，5名流浪儿童躲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其中4人为留守儿童。毕节市政府随后宣布吸取教训，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但3年后，当地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事件：4名无人看管的留守兄妹在家中服农药自杀。
人们本以为不会有后面这场悲剧，因为4年前，毕节市长承诺，正逐一排查留守儿童，建档管理。自杀的4兄妹，是否在控诉这承诺已落空？在4兄妹自生自灭的岁月里，只要哪一只“排查”的手敲过他们的门，后果恐怕都不会如此惨烈。
在重申家庭责任的同时，今天也到了正视国家责任的时候了。国家应为国民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划分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有当年的修法参与者至今遗憾，原本写得饱满的“政府保护”部分被砍掉了。
我们更希望看到，“政府”站在“社会”的前面。
从很多方面来看，《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是一部缺乏责任条款的“没有牙齿的法律”。 对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民法通则》也只有抽象的一句：“应当承担责任。”
4名留守儿童在绝望中喝下农药，归罪于谁？农药厂吗？
假如毕节4兄妹当初选择求助，该求告哪个部门？中国目前有34部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政府对于流浪乞讨等未成年人设有救助场所，针对孤儿设有儿童福利机构。但对于危机中的留守儿童，至今缺乏有效的紧急保护机制。
国家责任还体现在，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帮助家长实现其监护权。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恐怕要在城市中找一找药方。不妨重读10年前的那份政协提案：建议加快取消与户籍联系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城乡隔离制度，如改革户籍制度，在城建规划中加快建设农民工公寓和廉租房等，为儿童能在父母身边创造条件……
10年过去，有进步，也有遗憾。
在这10年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千万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在建筑工地和流水线上，在骨肉分离的孤寂和思念中，支撑着这个奇迹。
进入官方话语体系的这10年，“留守儿童”从被人忽视到引起注意，有一条不难梳理的脉络。打开中央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可见，2006年到2011年，“留守儿童”未被提及。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2014年至今，本届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先后承诺：“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和空心村问题”；“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提供关爱服务，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的关爱服务”。
今年以来，国务院层面首次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组建了27个部门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首次开展全面的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留守儿童”还写入了国家的“十三五”规划。
与以往不同，这次被强调的，是“坚持政府主导”，是“家庭、政府、学校尽职尽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体系”。目标宣示：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
我期待，今天的全国排查有别于毕节的“排查”。毕竟，距离2020年不到5年了。
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容不得任何形式的懒政。时间格外紧迫，这不难理解——无论怎样，孩子在一天天长大。今天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明天他们就将怎样回报我们。
不久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儿童作家曹文轩宣布，下一部作品的主角是留守儿童。当这一代留守儿童长大的那个“明天”来临，安徒生式的作家笔下，会是甜美的童话还是冷酷的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