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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2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饮冰室飘出传奇乐章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兰天鸣 《 中国青年报 》( 2016年04月20日   10 版)

    梁思礼

    1927年3月30日,梁启超在给大女儿梁思顺的家书中写道:3岁的老白鼻(老baby)得病已过一月,证明由百日咳转到肺炎,我现在心很乱,正在靠临帖来镇静自己,希望他能度过危关。 

    89年后,同样因为肺病,梁启超口中的“老白鼻”——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没能转危为安,于4月14日10时52分在北京去世。作为“梁门三院士”中的一位,梁思礼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礼的家门口设有一个简易灵堂,花圈和鲜花已然让狭小的空间“超载”。前来吊唁的有亲人、老院士和高级官员。还有从广东“打飞的”赶来的年轻人,为“梁老师”送上3朵黄菊、4朵白菊,鞠上三个躬后匆匆离开。

    书房里的蓝色制氧机还泛着气泡。角落里那台银色CD播放机安然若素,旁边还堆着梁思礼精挑细选的唱片。

    他是真正的音乐发烧友。仅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乐,他就有两套,“一套卡拉扬的,一套马尔文斯基的”。

    “如果现在还在家,他应该还在听着各种轻快的交响乐。”梁思礼的小女儿梁红说。

    家里一直播放着“圣桑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圣桑称这首曲子为“两山夹一湖”:一、三乐章是激情的高山,第二乐章则是平静的湖泊。欢快与沉静的情绪不断交替。

    早在几年前,梁思礼就在遗嘱里说,希望去世后播放这首曲子,还强调“不要放哀乐,不必悲痛和沉痛”。

    如同离世后享有的安详,他生命最开始的岁月如同一支摇篮曲,缓慢地摇曳。

    父亲梁启超称呼这个小儿子“老baby”,汉化为“老白鼻”叫起来更亲切。他在家书里细致地描写老白鼻:“老baby好玩极了,从没听见哭过一声,但整天的喊和笑也够他的肺张开了……这几天有点可怕——好咬人,借来磨他的新牙。”

    梁启超在饮冰室写作的时候,一般不喜欢人打扰,但唯独老白鼻能去。趁着父亲的休息时间,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

    “我看到他是那么的疼我、爱我。”梁思礼回忆说。

    如今,梁思礼书房黑色书架上摆放着一整套《饮冰室文集》,书的旁边还挂着梁启超用过的毛笔。笔身上刻印着“饮冰室主人”几个字,涂料是绿色的。

    有人评价说,梁家子弟是具有“饮冰室血统”的中国人。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直接说:“你很像你的父亲梁启超。”

    当人们问起梁思礼,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什么?他几乎毫不犹豫地说:“爱国。”

    对于经历过战争、国难和海外漂泊的人而言,爱国不是一个宏大而抽象的概念。梁思礼见过英租界戈登公园门口挂的“中国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目睹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被炸时,日本飞机俯冲而下,一颗炸弹从机体脱出,顿时烟尘滚滚。

    梁思礼是伴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归国的。那是在1949年夏,在美国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后,梁思礼决定回国。乘船回国途中,他随身携带着业余无线电收音机。 

    轮船走了20多天,有一天中午,轮船行驶在宝蓝色的太平洋里,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还说国旗是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呢?梁思礼找来一块红布,在中间放上最大的星,四个角上再分别摆一个小星。在碧蓝的大海上,他一边唱着歌,一边挥舞着凭想象制作出来的“五星红旗”。

    回国后,政治潮流不时裹挟而来。岁月如同一支复调的乐曲,有欢歌,也有咏叹,时代沉浮和个人命运交织进行。

    梁思礼先是遭到诬陷。1952年,在完成国内无线电天线建造工作后,他因一笔钱财“来路不明”而被拘留。

    当时正值“五一节”。窗外传来阵阵歌声,歌中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他本想像3年前一样唱出声来,可一时间心中的难过和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为什么现在不信任我?不让我唱?为什么我爱国爱得这样难?”

    问题最终查清楚,这笔钱是母亲王桂荃卖了老宅子得来的钱。当时的邮电部副部长王诤为他平反,这令梁思礼“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

    作为中国航天业的奠基者之一,梁思礼和那代航天人在时代的杂音里寻找胜利的凯歌。1962年,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发射试验。当时,踌躇满志的梁思礼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他和妻子约定,男的就叫梁凯,女孩就叫梁旋。

    凯旋的日子并未如期而至。导弹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头部冒着白烟,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炸出一朵蘑菇云和2米多的大坑。这次实验失败了。

    “我认为失败的教训对我们的成长更为重要。我们要把坏事变成好事才行。”他淡淡地说。当年梁思礼的小女儿出生,名字还叫梁旋。

    经过两年的卧薪尝胆,设计师们对导弹做了大量改进工作,之后连续试射8次都获得了成功。

    正当航天事业奏起昂扬的协奏曲时,“文革”发生了,梁思礼被“靠边站”。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梁思礼等一些高级工程师被保护起来,吃住都在图书馆里。

    “但行动上要随时报告,天天被审查,每天等着挨抓。”他干脆剃光了头随时准备去坐牢。

    对真理的追求,始终是梁思礼人生的主旋律。

    到了1970年,北京搞“大会战”,要求在100天内将一枚导弹送上天。由于很多产品不合格,元件和焊接都存在问题,很多工作需要梁思礼团队重新做,时间一拖再拖。

    老同事孙凝生回忆,在一次会上,领导问梁思礼:“你说还要多少天?”

    “最少20天。”梁说。

    “胡说,我问过工人,他们说只要15天。”

    虽然挨了批,可梁思礼回去又干了100天。就在他认为准备完毕了,上头突然说:不发了,这发弹已经“老”了。

    梁思礼和技术人员不同意,认为上天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发现薄弱环节”。梁思礼与上级争执不下。

    最后,周总理拍了板:发。火箭在空中画出了一条弧线,虽然打远了几百公里,但方案得到了考验,获得了基本成功。

    梁思礼总想让坏事变成好事,犹如一部交响乐中奏起低沉的段落之后,总是会出现激昂部分,慢板之后大都会出现快板。

    “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父亲家书里的话一直都在激励着他。

    在女儿梁红眼中,“梁门三院士”里,父亲的成长最不易。“没有受过爷爷的荫护,但他一直很乐观豁达。”说这话时,梁红说话的语气依然柔和缓慢,但音量有所增加。

    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梁思礼只有5岁。但父亲的影响,随着血缘和家传,一直伴随着他。

    “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梁思礼常说。

    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梁思礼的心里也会奏鸣着轻松的田园交响曲。有一段时间,他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当了一年猪倌儿。梁思礼倒觉得自己“当时猪养得不错”。

    和他一同下放的杨德生至今仍记忆犹新:“‘梁主任’变成了个老农民,戴着个草帽,胳膊上戴着白袖套,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鞋子上沾满了泥,老远就和我打招呼。”

    漫长岁月中,他并不能把所有坏事都变成好事。1973年,母亲王桂荃去世了,当时梁思礼想为母亲奔丧,但未获批准,理由是“需要划清界限”,结果母亲尸骨无存。

    梁思礼的大儿子左军因为祖母这件事患上严重的抑郁症。30岁那年,左军选择跳楼自杀——那天正好是梁思礼夫妇的结婚纪念日。

    这成为梁思礼人生中最悲伤的两个乐章。

    政治的风波逐渐平息,岁月日渐老去,梁思礼的生命乐章转向了深层平静的基调。

    梁思礼总说音乐唱片越来越难买。他的挑选几近苛刻,作曲家、曲名、指挥、出版商,统统有讲究。有时,国外的发烧友会给他寄贝多芬的第五、第七和第九交响曲。

    对他来说,除了音乐,无法将就的事情,还有工作。参加一个项目评议,他认为有的地方“没有吃透”,就坚决不签字,也因此得罪不少人。有些项目负责人见到梁老心里就开始犯嘀咕,甚至干脆就不请他做评审。

    “下次还请梁思礼,他仍旧愿意去,建议依然犀利到位,他认为不该签字的仍旧不签。”与梁思礼共事过20多年的一位同仁回忆说,“航天科技集团的人都知道梁老是个直脾气,有啥说啥。”

    梁思礼家中的正厅挂着两个女儿送给他的一幅油画:一个超大的奶酪中间,一只小老鼠从中探出了头。这是与时俱进的梁老微信朋友圈的头像,因为他是属鼠的。

    他曾经自嘲,“猫有9条命,而我属老鼠的遇到过5次险。”

    这一次,梁启超最爱的老白鼻没有继续幸运下去。去年年底,梁思礼因肺部疾病住进医院,身上插满管子,离不开呼吸机,说话也十分吃力。

    他的病房里仍然回响着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天鹅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威廉退尔序曲》等节奏欢快的乐曲。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

    一个安静的午后,梁红和往常一样在医院里给父亲读国际和军事新闻。

    “放首歌。”梁思礼用微弱的气声说道。

    梁红打开手机,点开了父亲最爱的那首《故乡的亲人》。黑人歌手用浑厚的嗓音唱着:“年幼时我在故乡田庄,尽情游荡,不停地唱着愉快的歌,度过那好时光……”

    她清楚地看见,父亲的泪水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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