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塑造的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

    任何社会都存在偶像，任何社会也都需要偶像。这是因为，现实总不尽如人意，甚至多少令人愤愤不平，而偶像却永远不食人间烟火、光鲜亮丽，其存在对饱受现实“折磨”的人的心灵亏欠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当然，在有些时候，偶像塑造也成为一种治理乃至操纵的手段，总有一些人能够通过高明而细密的手段，将自己或他人打造为偶像，并藉此实现对大众的控制。例如，德国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执导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如今虽已被钉上恶名昭彰的纳粹宣传的耻辱柱，但该片在希特勒走上神坛的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仍也不免令人们感慨于现代偶像塑造机制的强大。

    在中国，大众偶像的“出世”大致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以国家为主导性力量的“自上而下”的塑造，承载着改造思想、教化大众的重任。上世纪60年代，解放军战士雷锋和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相继成为国家倾力打造的赫拉克勒斯式的民间偶像。起初，雷锋的形象藉由一系列文字作品和摄影图片风靡全国，其中一些技术手段在今天看来虽然不无争议，但在当时确实爆发了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至于60年代中期“走红”的王进喜，则借助了方兴未艾的电视媒介，他的一系列既生动、又符合主流价值观期许的电视讲话产生的轰动效应，即便放到当下也仍是一种令人瞠目的媒介奇观。在主流意识形态中，雷锋和王进喜，不仅代表着确保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进取精神，而且也承载着令中国摆脱贫弱、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所急需的道德力量。

    第二种偶像塑造的方式，是一种以文化机构和文化力量为主体的、“中观”层面的策略。今天看来，这种策略或许绝无仅有地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文革”的结束、改革的启动、国门大开、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这些社会结构的新样貌，为文化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沃土壤和自由空间。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度为泛政治话语所鄙夷和批判的美学，既出人意料又不出所料地扮演起引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导性角色；李泽厚、高尔泰和朱光潜等美学家，则成为处于进取性和幻灭感夹缝中的中国城市青年的精神偶像，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智识的力量，一种既高贵、又有明确价值旨归的行动指南。而与此同时，在与思想文化相平行的大众文化空间中，一些来自中国大陆之外的演艺界人士开始因其周身散发的、或多或少带有商品化色彩的气质，而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初的一批娱乐偶像。无论高仓健饰演的杜丘身上蕴含的坚忍不拔的男性气质，还是费翔通过独特的肢体语言对身体消费与家国情怀所进行的巧妙结合，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一种新形态的、更具普适色彩的偶像生产机制已呼之欲出。

    上世纪90年代是偶像生产话语机制的转折点。随着知识精英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隐匿或体制化，商业力量开始全面占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闲暇时间。电影、电视和音乐工业的加速产业化，使得上世纪60年代的群情激昂和上世纪80年代的高贵质朴，都迅速成为被戏谑和被遗忘的对象。商业时代的偶像以“精致”为主要特色，其带给人们的应当是纯粹的愉悦，而不宜附加任何明显的政治或文化意图，但这也就意味着隐晦的政治或文化意图开始大行其道。商业体制以大众消费为收入来源，于是大众似乎于其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

    2005年，当带有鲜明中性风格的青年歌手李宇春，在350万条手机短信投票的簇拥下，成为新世纪初最为耀眼的娱乐偶像，就连西方观察者也不由得将整个“超女现象”视为一种进步性的文化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层面的偶像塑造依然在发挥作用，这在2009年群星璀璨的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所产生的巨大震撼中得到了佐证。而一度被城市青年顶礼膜拜的知识精英，则不得不在商业和国家的二元体系下低下头颅、转变姿态，摩肩接踵地走进《百家讲坛》，用旧式知识分子不可想象的方式，完成对文化的商品化。对此，易中天老师的一句话发人深思：“这个节目……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

    从雷锋、李泽厚的庙堂之高，到李宇春、易中天的江湖之远，中国人塑造偶像的方式由自发而自觉、由粗放而精致、由直白而隐晦。其间隐藏的社会观念和文化生态的变迁，实在一言难尽。只是有一点，相信大多数人都可以认同，那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塑造出来的偶像，都旨在满足人们在特定时期的精神领域内的需求。不同类型的偶像的持续存在，有时只不过是表明人们总是对周遭世界有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期冀，却又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或勇气，这么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而已。

    当然，人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连杨子荣这样“无欲无求”的革命英雄，都能被发达的电影工业打造为雄性荷尔蒙爆棚的商业偶像，谁若想要好好挖掘一下“脸红什么？精神焕发！”背后的文化潜台词，恐怕只会被当成不合时宜的土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