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偶像的嬗变意味着什么

    “生活使我们各自要企求一个能够足以信赖的、生活上的向导。”爱尔兰文豪萧伯纳曾如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偶像崇拜，但这些拥有强大感召力的美好形象，都铭刻在不同代际人群的记忆里。

    回溯当代中国偶像形象的历史变迁，毛泽东时代的国民偶像，许多在岁月的长河里历经淘洗而存留至今。无论是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舍身救列车的欧阳海，还是黄继光、邱少云，他们都有鲜明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形象。简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偶像人物，普遍具有道义性、稳定性和膜拜性的特点，带有“克里斯马式”的超凡魅力。

    首先，他们在道德、行为上是完美的，是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是舍己为人、毫不利己的。其次，其“高大全”式的形象是不容置疑的，伟岸形象和崇高地位不容撼动。另外，其形象往往被冠以光荣、神圣、伟大等宏大意象，而常人却不可能是完美的，这就容易让人自觉、自发崇拜偶像人物，甚至将之神化。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偶像崇拜，显然与那个年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现实密不可分。一方面，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崇高的英雄人物，他们曾为国家和社会进步牺牲奉献，代表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多数偶像形象借助官方推动来传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民学习高潮。比如，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天便成了学雷锋纪念日。由此，崇拜雷锋不只是个人情感的诉求，也是集体性、政治性的运动。此外，彼时信息生产、传播方式较为单一，社会价值观也不够多元、开放，自觉选择单一形象的偶像并长期维护偶像的权威性，也就成了十分正常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国民的偶像形象逐渐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传统偶像形象和新兴偶像形象的重叠、碰撞始终存在。一方面，“向科学进军”、“实现四化”等带有官方色彩的话语，进入了偶像形象的塑造，学者陈景润、钱学森、舍己救人的大学生张华等知识分子的形象，成为新的偶像崇拜。在另一方面，邓丽君、费翔等港台歌星成了年轻人热衷追捧的人物，而这显然与市场经济在大陆的兴起有关。

    而上世纪90年代以降，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神州，国人的偶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先前偶像形象的稳定性不同，如今的偶像多数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层出不穷的偶像令人眼花缭乱。这是为什么呢？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用“光晕”的消失来描述技术进步后艺术品价值的消解。其实，在商品化、利润化的资本市场面前，偶像的精神价值也会逐渐消弭，尤其在网络时代，原来的偶像形象被大量复制、传播，高不可攀的形象逐渐步入寻常。

    在今天，无论是自媒体“网红”，还是流行的歌星、影星，都可以成为偶像，不同的人群也有各自的偶像。社会价值观日渐多元和开放，每个人心中的“英雄”都有独特的定义，它时常与别人的观念、集体的要求不产生关联。当然，多元不等于混乱，开放不等于没有主心骨，传统的价值观塑造的偶像形象，依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我的朋友里，不少90后青年也会为白芳礼、丛飞等“感动中国”人物的事迹洒下热泪，在面对这些偶像人物时，我们不再采取匍匐膜拜的姿态，而是用他们的精神引导日常生活。或许“六亿神州尽舜尧”是困难的，但在生活里乐善好施、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这些优点却是容易从偶像身上习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