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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江西省人民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事件发生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协同公安部第一时间对两起案件进行督办，责成地方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及时向社会公布事件处理情况，切实维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
就在前几天，一位广东医生也倒在了一名患者的刀下。随后，在该院医务人员的微信群里，一场号召医务人员把头像更换成“黑丝带”以表达哀悼或抗议的“黑丝带”行动迅速蔓延。
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同行，难以计数的人共同更换头像，场面令人动容。但细想一下，却是心酸、无奈的成分多。
这次，丝带并不发挥连接或装饰的功能，而成了医务群体的一种标志身份认同的符号，多少带有拒斥和恐惧外界的成分。
这种被危机感催生的身份认同，立于真实的裂崖边：中国医师协会去年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伤害。
被全身烧伤、被打破眼球、被砍断手筋……不需要抽象的统计数字，就能翻找出不少伤医甚至杀医案例。
仇视只能引起更多仇视。多年观察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上海中山医院医生杨震曾撰文称，这种仇恨也反噬着医务人员群体的心理健康，那些看似支持医界的文章，“就像一根根针，每一次浏览，每一次转发，每一次评论，它们悄无声息地扎着你，让你郁郁寡欢、遍体鳞伤、预后不良。”
而在观点和情绪的争执之外，柔软的“黑丝带”撞到坚硬的现实时，作用更加有限。一位更换了黑丝带头像的医生在微博上写道：这是我们能做的少有的反抗方式的一种。
字里行间的无力感，根植于医疗体制积习已久的不合理成分和更广大的社会性裂痕。
著名医生钟南山院士曾直言不讳：全世界医生都靠技术吃饭，中国医生靠“卖药”吃饭。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没有沟通就容易产生矛盾。与其说是医生道德问题，不如说是医疗体制问题。
医疗体制又是庞大的社会根系中长出的一枝干，在明面的医患裂痕下，更大的撕裂表现为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群，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
《中国执业医师状况白皮书》调查了医疗暴力原因。在2011年的调研中，有20.98%的医师选择了患方经济压力过大；而在2014年的调研中，这一比例上升到55.31%。
杨震曾指出：“无论是极端伤医事件，还是群体性冲击，参与者中，中低收入水平和贫困线以下的人要更多一些。如此看来，我们不能说是‘医患决裂’，倒可以明显感受到‘贫富决裂’。”
“决裂”也发生在地域之间，2009年启动的新医改，把分级诊疗即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和基层医疗机构诊疗率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但根据医学社区“丁香园”的调查，医改实施多年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医院数量、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和诊疗人次数上增长较缓，远低于医院的增长率。从2012年到2014年，基层医疗结构诊疗量占比不升反降，从60%下降到57%。2014年，村卫生院的诊疗人数还出现了负增长。这可能和“城市化”转型中的人口流动有关。但也正是这种人口流动背后的地域经济不平衡，使得患者向大城市的大医院集中。而离家寻医的“病漂”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又比一般病人不稳定。
再把比例尺调大点，看看更大的图景。其实除了医生之外，近年来，既作为“作恶者”又作为“受害者”沉浮在社会新闻里的还有教师、警察和法官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是需要和最广大的人群打交道；关系到大众的最切身利益；由于职位权力或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优势，所以在制度有漏洞的情况下，经常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在这种系统性的问题面前，医务人员群体戴上黑丝带真的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算不上反抗的反抗。
裂痕丛生的危墙摇摇欲坠，每个过路者都可能被落石砸中。我们还都得路过。
在一些大问题无法短时间内解决时，是不是就无能为力？广东省卫计委这次照例表达了“鲜明”态度：对一切暴力伤医事件“零容忍”。
呼吁糊不住深深的裂缝，类似的纸却糊了一层又一层，黑丝带也是戴了一次又一次。它越是规模浩大地涌起，终无声息地褪去，就越显示医务人员群体的无奈和制度与法治改善的停滞。
我更期待的是能像台湾那样，出现两巴掌打出的“王贵芬条款”。和温岭杀医事件同一年，王贵芬掌掴护士一事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促成了医疗法规的修订：“对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时施强暴、胁迫者，可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在台湾学习过的医生称，这一条款火速通过并得到了严格执行。
逝去的生命要悼念，作恶的凶手须惩罚。而在表达沉痛的黑丝带之外，不管是医生还是普通病人，更想看到的其实是弥合裂痕的绷带，这才能预防更深的创伤。黑丝带管不了的事情，需要良好的立法、严格而细致的执法和更加有力的医疗体制改革。
程曼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