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正在告别断指

    身为深圳市的一名手外科医生，张振伟觉得，自己“拼命三郎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15年前，他到深圳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担任手外科主任时，“忙得一塌糊涂”。

    医院位于深圳的工业重镇沙井。根据最新统计，只有3.3万户籍人口的沙井，却有近130万外来人口和5000多家工厂。因此，陪伴张振伟从医生涯的，主要是百万产业工人的伤和痛。

    张振伟来时，遇上了一个工伤高峰。手外科当时有80张床位，最多同时住着110多位病人，走廊也挤得满满当当。每天新收的病人可达15人到20人。每两三天，医生就要熬一个通宵。

    夜晚、男性、青年、工伤、外地口音，这是留在张振伟记忆里的关键词。夜间是工厂加班及工伤多发时段。捧着断指或找不到断指的工人，从邻近的电子厂、五金厂、制衣厂、家具厂的生产线上撤下，在夜色中被送到手外科。

    他还记得，医院门前当年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路上飞奔的多是摩托车，入夜后就十分冷清，手外科病房却总是熙熙攘攘。

    很难说清是从什么时刻开始，科室的病人持续减少。床位从80张减到60张，直到今天的55张，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属于手外伤——2010年前后，为了避免科室空转，他们将治疗范围拓展到车祸、骨病、肿瘤、先天畸形等引发的上肢问题。

    或早或晚，置身深圳工业园区的手外科医生们，从床位的变化中，感知了中国经济的腾挪。

    张振伟注意到，他的病人减少时，恰是深圳市出台“大政策”，关停并转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厂的时候。

    30多公里外的私立龙安医院，2002年到2007年是手外伤高发期，医院与周边工厂签约，为半夜送来的工伤伤员开辟了“绿色通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度主打手外科的龙安医院引发了连锁反应：医院的病人随着工厂的订单一起减少。

    龙安医院在2013年前后撤销了独立的手外科。医院大厅的平面介绍图上，原本属于手外科住院部的七楼标注着“正在规划中”。

    这家灵活的私立医院如今主打的是妇产科。网站首页挂着一位年轻女郎的大幅照片，广告语是：“3分钟无痛人流。”

    金融危机牵动的医院床位

    在深圳，在中国率先工业化的珠江三角洲，类似变化不断发生。与龙安医院同期，深圳龙岗区手外科专科医院更名为龙岗区骨科医院。

    在顺德，广东的另一个工业小城，“和平手外科医院”先后更名三次，从“手外科”到“创伤外科”，再到如今的“外科”。只有地图还记得，它曾是“手外科医院”。

    十多年前，这家医院一位医生在出席国际论坛时介绍，他在10年间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引起外国同行的惊叹。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出这样“丰富”的病例。

    但在世界工厂，“手伤科”的登场与退场其实都不算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特别是深圳。

    作为邓小平圈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经济腾飞的起点，深圳经济特区见惯了南海边的波澜壮阔。

    深圳只用了30多年，就从渔村变成了几可与香港比肩、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与过去告别是深圳的一种习惯。变化才是它惟一不变的事情。

    比如，陈燕娣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她现在居住的深港幸福花园小区，以前立着自己打工时常听说的“友利电”的厂房。

    2005年被送到张振伟所在的手外科时，陈燕娣是一条手机充电器生产线上的年轻女工。她见到了连走廊都住满了病人的场面。

    她被机器轧到了右手，伤了五根手指，其中骨折的三根至今难以伸直，上面趴着歪歪扭扭的针痕。她出事后，厂方坚称是她自己不够小心，她的维权得益于在医院认识的一些工友。

    受伤两年后，陈燕娣带着伤残的右手离开工厂，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公益机构“手牵手工友活动室”。他们到工厂开展安全培训，到医院手外科探访，为工友提供心理、法律咨询等服务。

    不过，她最近暂停了“手牵手”机构的工作，在家带孩子。他们在不同医院的工伤探访中发现，人数减少了，伤情也在减轻。

    在她看来，这与加工业搬离深圳有关，也与安全监管、工伤保险等方面政策的改进有关。比如，“友利电”的生产线已经搬到了越南，在深圳只保留采购部门。

    陈燕娣最终被认定为九级伤残，属于工伤中较轻的级别。

    这些年里，伤痕累累的产业工人用工蚁般的付出托举出了当今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时代周刊》曾将中国工人群体作为封面人物。然而，只有手外科医生真正清楚，那些被视为力量象征的手掌在机器下面到底有多么脆弱。

    血肉和白骨因为切割、压榨、撕脱、热压、爆炸而轻易分离；一只衣袖被机器轻轻拉扯了一下，下一秒就可能是一条胳膊的消失。手伤轻的可以再植再造，比如把脚趾接到手上，重的只能截肢。

    深圳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手外科医生邓雪峰记不清自己接过多少根断指，对于工伤，他最大的感触是“要以预防为主”，因为再怎么修复，也恢复不到“原装”的状态。

    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手术，是在技术远逊今天的10年前，与同事历时8个小时，为一名右手手掌及中间3根手指完全毁损的男工把拇指和小指安在手腕处的两块骨头上，造出了一个可以夹东西的“蟹钳”。

    “手外科医生的工作跟木工差不多。”邓雪峰形容。不同的是，木工锯坏了木头还能装上去，而他们没有挽回的机会。

    在高倍显微镜下，他们像木工一样拿着锯子，小心翼翼地用钉子固定住工人们的骨头，将血管和周围神经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缝合，没有回头考虑的机会。

    2006年，邓雪峰所在的科室一天要完成十几台手术，走廊里摆满行军床，“到处都伤痕累累的，就跟战争片里一样”。

    在深圳速度中拼命

    与沙井人民医院一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手外科的住院病人从百八十人减至40多人。2013年，科室调整为“创伤骨科”。

    有关职业性手外伤数字的波动，多年以来始终缺乏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2005年，一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称，珠三角每年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4万个。但那只是基于调研推算出的数字。

    能够反映工伤情况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企业干脆跟医院签订合约，每次送来的工人的医药费用由医院记账，定期结算。

    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所有急诊的职业性手外伤住院患者为390例，男女比例12∶1。

    该院手外科医生在论文中指出，此次调查发现以职业性手外伤最多，可能与“本地区的经济结构”有关。

    如今，经济结构再一次影响了这些医生的职业。

    长期关注工伤的深圳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张玲燕说，10多年前，她刚到深圳时，常常在路边看到医院手外科的广告：“为工伤保驾护航”。

    如今，她常常探访的两家私立医院手外科都关闭了。她与陈燕娣的判断一致：整体趋势来看，工伤减少，伤情减轻。

    她认为，一个原因在于深圳产业升级，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工厂被“逼”走了。

    这些加工厂，迁到了省内的惠州、河源、东莞，迁到了外省，也有的去了东南亚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区域。

    躺在沙井人民医院的病床上，40岁的五金厂工人老谢并不太关注这些事情。他听说，下个月工厂要搬到江苏去，那边已经盖了新厂。他不太清楚这个可能影响自己的计划，“那是老板的事”。

    他关注的是，在连续加班3天后受伤的右手食指，能不能评上伤残等级。去病房查房的时候，医生张振伟听到的“我能评上几级”这个问题，有时比“我的手能恢复成什么样”还要多。

    劳动能力鉴定伤残等级分为十个级别，一级最重，十级最轻。不同的等级对应着不同的工伤待遇。

    老谢在13岁那年——1989年，买了33块钱的火车票从江西老家来到这座移民城市。

    那是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爆发后的年代。深圳依靠“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起家，很快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加工贸易基地，劳动密集型工厂层出不穷。

    整个国家都处于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老谢来到深圳的次年，中国总计生产了一亿一千万块集成电路，5年后翻到三亿一千万块。1996年开始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国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今天，“中国制造2025”新计划，正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

    在这些宏大规划的字里行间，48岁的工人老胡，不断变换工种，寻找谋生空间。他1991年来到深圳，从两三百元的月薪开始，玩具厂、家私厂、五金厂……直到最近右手食指和中指在一台打磨机上受了伤，住进了沙井人民医院手外科。医生为他从小臂内侧取了一块肉缝在指头上。

    产业在不断腾挪：深圳1985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六成以上。15年后，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就占到四成以上。

    而今天，“工厂再想落户深圳，只要高新的，要技术含量。”一位16岁就从河南到深圳的打工者这样理解。他目睹了工业区的缩小和中小型加工厂的后退，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伤。

    受伤头几天，老胡疼得睡不着觉。疼痛减轻后，心理压力加重了。他最怕的是自己万一残废了，家庭失去支柱。他正在打工的妻子没空陪护，他就自己打电话订餐，用左手解开塑料袋、打开饭盒、拿勺子舀饭，笨拙地把饭菜放到嘴里。

    “打工的人不拼命干，不做不撑，咋办呢？”他问。

    那些无力改变的现实

    陈燕娣觉得，虽然手外科收治的人在减少，但工人们的境况跟自己当年相比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前不久，一工友向她反映，厂里的机器很危险，某一道工序上，本来应该用夹子把产品夹出来，但是大家平时都用手，有人为此双手受伤。心里害怕的他就使用夹子操作，不可避免地造成速度减慢，产量降低。

    “如果你这样子，那你就自己走人。”管理人员给他撂下这么一句。

    在一代又一代工人中，这是个难以面对的老问题了。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曾经凭借这句口号引领了中国上一轮发展。而对生产线上的工人来说，“时间”和“效率”有时确实是要命的。

    许多工友提起，厂里的机器有些型号已经被淘汰了但还在用，还有的是翻新机，而老板考虑到成本不会去改。还有些工厂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把机器本身带有的安全防护程序也关掉。但很多时候，反映了种种问题后，工人们最后也只能告诉陈燕娣“唉，我就做两年吧”，或者“做个一两年反正也不会有事”。

    迫于生活，多数工人没有办法拒绝有危险的工作。 很多造成工伤的原因是可以通过一些防护手段避免的，比如机器老旧故障、超时加班、厂房太热等等。工友的安全意识在提高，但依然无力改变现实。

    老胡原本不会受伤。他们每天早晨都会强调安全生产。但是，当他面前的打磨机出了故障带不动皮带时，生产线的管理人员让他“用手拉一下”，拉出了事。

    由于厂里有机油，夏天也很少扇风扇，厂房里无比闷热，戴着口罩也丝毫不能缓解气味的刺鼻。冲压机是上百吨重的庞然大物，比人都高，杵到房顶。“每压一下，地面都跟着震动。”

    “没进去干过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他苦笑着摆摆手。

    一天工作12个小时，老胡忙起来一个月都不会休息一天。他的妻子在玩具厂打工，夫妻俩租房一个月要花300多元，一年下来能挣四五万元。他们的负担是四川老家的父母、两个都在读书的儿子。

    过去三年里，他见过十几个受伤的例子。出了事故的工友，在医院休息个把月回来，手指恢复不到当初那样灵活，哪家工厂都不收。有个工友失去劳动能力后，老婆跑了，他只能拿着赔偿回了农村老家，独立养活4个小孩。

    这次受伤之后，老胡被迫休息。

    对于工伤赔偿，他并不乐观。受伤之后，厂里派了一个男孩来陪护，过了两三天那人就回去上班了，厂里也再没人来过问。

    “要私了就私了吧，”老胡平静地说。他听说工厂有各种法子克扣应有的赔偿，“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要请律师打官司，自己还得出钱，“谁能耗得起？”

    “在外打工是很吃亏的，”这位老工人若有所思地总结，“不受伤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断指之痛比“手伤科”更难告别

    在沙井人民医院手外科，对病人进行回访，是让护士们头疼的事情之一。

    有的病人在送来时只做了常规处理，等过了一段时间，符合了断指再造的条件，打电话过去，已经无人接通或者人早就回了老家。　

    落下伤残又对权益敏感，这些人成了工厂最不乐意招收的对象。陈燕娣介绍，工人们受伤之后大都不会留在深圳。运气好的人拿了补偿还能回去做个小生意，有的回去也做不了什么。

    在告别这座城市之后，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也在逐渐消失。当年选建在工业区的深圳龙安医院如今也被商品房包围。而在沙井人民医院，15年来，张振伟看着包围医院的厂房一栋栋盖起来，又一栋栋被推平。

    天色一暗，从他五楼办公室的窗子看出去，饭店、会所、KTV的霓虹灯招牌闪闪发亮。

    沙井人民医院上世纪90年代以外科为主，现在妇产科、内科队伍都迅速发展壮大。每年，会有七八千个孩子在这里出生。“以前来看病的都是劳动力，现在老人小孩拖家带口地都来了。”

    张振伟预测，根据病源的需求，深圳市的手外科医治内容将从机械创伤向骨病、微创、功能矫正等方面逐渐转型。“现在的手外科医生们，干到退休应该不成问题。”他笑着说。

    深圳政府网站显示，2013年，全市完成工伤认定3.56万人，工伤事故率0.37‰，比上一年明显下降。

    2001年开始关注珠三角劳工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广怀认为，通过工伤保险的参保和待遇享受情况来统计得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造成工伤的原因至今没有得到遏制，工人们面临的制度环境“没有太大改善”。

    郑广怀表示，虽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先后颁布了《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劳动合同法》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工人的工资、工时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建立了法律规定，实际执法过程存在很大的问题。

    基于2006年至2010年间面向珠三角的3次大规模问卷调查，他发现，中国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并未能够有效保护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在执行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通常低于法定劳动标准的“次标准”。

    以工时为例，《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每天加班不得超过3个小时，2010年，农民工每周工作超时的情况高达84.8%。

    “从根本上说，这是劳动者的权利和劳动制度安排的问题，”郑广怀解释，“工人工资低，所以不得不接受加班，从而容易发生工伤。又因为工资低，在索赔的时候就没有跟老板讨价还价的余地。再追问下去，这个问题就是，工人有多大的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工资呢？”

    因此，观察者们看到，那些“发誓以后挣钱了一定要顿顿吃肉”的工人，那些做完手术后绝望到“望着天花板，完全不说话”的工人，仍然生活在穷困中。

    老胡总觉得，最早在深圳每个月到手两三百元，现在看着工资有几千元，实际一花起来，还没有原来的多。

    偶尔，陈燕娣会接到回老家三四年工友的电话，他们询问近况之余会问她：“现在深圳的工伤有没有少一点？”——这个令他们沙里淘金并付出血的代价的地方，他们念念不忘。

    “出过工伤的人就会知道，工伤是怎样改变他们整个人生的。”陈燕娣说。

    很多迹象都在表明，深圳正在告别“手伤科”，但真正告别断指之痛，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工人老谢的老家江西，几年前，一位工友被钢筋打断了手指，因生活拮据中止治疗。工厂老板接到求助电话时百般推脱。农民工因负担不起治疗费用，手捧着断指离开了医院。

    一位医生发现，在手外科领域的学术交流上，2010年之后，湖南、河南等内陆省份的同行分析手外科临床的越来越多。

    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慈溪市人民医院，对2010年10月至2014年8月20000例慈溪市劳动保障部门登记在册的手外伤患者进行过问卷调查，他们发现，一年当中2月最少，7月最多。这可能与当地夏天天热使人困乏有关，与春节长假有关。

    这里的医生发现， 慈溪市经济发展较快，工业化程度高，手外伤高发。手外伤患者的年龄、成因、种类、行业、企业等很多方面，“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来到深圳十几年，张玲燕看到很多工业区盖起了商品房，商业区不断延展。她领导的社工机构，工作内容也从工伤向留守儿童等社区工作方面拓展。

    她说，曾经的工伤是深圳经济发展的代价。“深圳这里已经牺牲完了，偏一点的地方跟10年前的深圳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