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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狐狸转眼只剩一张皮，放生乌龟害死本地物种，面对层出不穷的“爱心之举”，动物学家质疑：
这几天，国家林业局为2000多公里外一群巴掌大的乌龟操起了心：那是一群把厦门南普陀寺放生池挤得“几乎看不见水”的巴西红耳龟，眼看这些小生灵在水池里堆得密密麻麻，该往哪儿送？寺庙工作人员的原计划是“全部捕捞送至水库”。
这吓坏了国家林业局与其他懂行的学者。“为防止生态灾难，水库绝不是它们的去处。”国家林业局发微博说。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农艺员刘洋则担心更多：巴西红耳龟是外来物种，没有天敌，等它们吃光了水库的小虾小鱼，“（水库里的）微生物很难被消化，水质也可能出问题”。
从业10多年，刘洋见过许多光怪陆离的放生行为：有“爱心人士”顶着大太阳，把猫头鹰扔出去，见鸟儿没动静还纳闷：“它咋不飞呢？”还有放生者从饲养场买来几百只狐狸，乌泱乌泱全搁到怀柔的一座山里，没几天，就出了“狐狸集体下山咬死村民家禽”的大新闻。而那座小山甚至整个怀柔，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狐狸。
“放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行为，一般都要经过检疫隔离、补充营养，再择时择地进行放生。”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胡严说，民间许多“爱心人士”盲目放生的行为，往往只会造成恶果。
这位从事动物研究近30年的业内人士总结道：“被盲目放生的动物，不管活着还是死去，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都是一场灾难。”
不说夜鹰是攀禽，需要倒挂在墙上才能放生了。大白天的，你把夜鹰往哪儿放？野猫野狗的肚子吗？
如果想一睹原产美洲的鳄龟和巴西红耳龟的风采，用不着远渡重洋、甚至不必花钱买动物园门票，刘洋随意一指，天津海河、武汉梁子湖、各地放生池……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
这些都是来自“爱心人士”的馈赠。
刘洋曾在海河里抓到过被放生的鳄龟，没有天敌的凶猛鳄龟过得很是舒坦，“手指那么粗的木棍，一口就咬掉了”；去年，他听说梁子湖放生了上百只巴西红耳龟和中国本土乌龟，结果，两大龟派从路上一路撕咬到湖里，最终齐刷刷暴尸梁子湖岸。
他还见过不少放生者选择将鸟儿放归自然，放生者学着电视里的姿势，把从小贩手里买来的夜鹰，嗖地向天上扔去，呆呆的夜鹰似乎没搞明白状况，连翅膀都没扑腾，就重重地掉了下去。
“不说夜鹰是攀禽，需要倒挂在墙上才能放生了。大白天的，你把夜鹰往哪儿放？野猫野狗的肚子吗？”刘洋每次都哭笑不得地跟“爱心人士”解释，鸟儿都没分辨清楚方向，就这么扔出去，能飞吗？
解释了，但活儿没有少过。从业数年，几乎每天，救护中心都会接到市民打来的电话，说发现了飞不动或受伤的鸟儿，一细问地方，几乎都在市内某寺庙附近。
刘洋也忍不住纳闷了，“都是‘爱心人士’在放生，这些鸟儿飞都飞不动，他们难道没注意吗？”
他和森林公安部门一起巡查时才发现，寺庙附近形成了一条“黑色放生产业链”。“只要有人买，这些人就会去抓野生的鸟儿。”甚至，“放生者前脚放了，他们后脚抓回来，下回放生者又来买”。
他们查获一个贩鸟集团时，发现许多个小笼子，每个笼子里都关着10多只鸟，没人喂水的鸟儿脱水严重，有一些还因为铁栏的挤压，毛都变扭曲了，搁地上，路都走不稳，直接一头摔倒。
这个业内人士喜欢拿出这些实例劝“爱心人士”，你放这些动物出发点是好的，可最后它们很容易死亡啊！
放生者睁着大眼睛回他，“哎呀，我放这些动物，也没想着一定能活，就图个心理安慰。”
刘洋乖乖合上了嘴。
胡严也记得，在怀柔，某位“爱心人士”一口气搁了300多只饲养的狐狸和貉，后来工作人员回收时，仅40只存活，不少狐狸被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张皮；就在狐狸被放生处不远，还有别的“爱心人士”撒下上百条蛇，当他赶到现场时，发现一条条找不到食物的蛇，集结到公路上，被路过的车辆活活碾死。
“这样的放生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让动物换一种死法而已。”胡严说。
有次碰见一群放生者，他忍不住多说了几句，对方堵他，“我们放的动物不一定都会死，也有活下来的呢。”
“如果活下来一样糟糕，当地的生态平衡肯定会受影响！”胡严回道。
没人理他。
在山东泰山，4年前就有人注意到，满山乱跑的松鼠数量越来越多，“危及附近村民的收成，果农的核桃减产近一半甚至绝产”。
直到那时，泰山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申卫星才反应过来，松鼠并不是泰山原有的物种，最初都是被市民放生在此，由于泰山缺少狼、豺等天敌，松鼠很快“泛滥成灾”。
对着镜头，申卫星忍不住恳求，“现在没有有效控制松鼠繁殖的办法，请市民不要再买松鼠放生了”。
事实上，我国已出台《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均涉及动物保护，可具体到放生，胡严也不知道该拿出哪部法律“震慑”眼前这种既不利于动物生存、又伤害生态平衡的行为。
所以，滑动手机屏幕，看着新闻里爆出一条又一条有关放生的奇闻，胡严也不再讶异：
有“爱心人士”专程赶到潮白河，对着镜头，挨个亲吻活鱼，再将500多斤的鱼统统倒入泛着臭味的河里。没一会儿，鱼漂到水面，无一例外都翻着大白肚子。还有“爱心人士”站在济南一座桥上，把装了十几个蛇皮袋的青蛙、螺蛳哗啦啦倒入河里，他们在桥上和动物摆造型合照。桥下，附近20多个村民捞得不亦乐乎。
“如果导致了别的物种灭亡，这样还能叫‘放生’吗？”
在怀柔，工作人员把因放生而死的狐狸深度掩埋在山谷中。尽管这样颇为费事，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却是“必要的”。
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副教授赵欣如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些被集约化饲养的狐狸，和被集约化饲养的鸟类一样，极有可能在饲养场已感染了一些病原体。这其中包括病毒、支原体、细菌、螺旋体、真菌和寄生虫等“能致病的元素”，在野外，很容易传染给其它野生动植物。
他为此感到忧心：“病原体就这样从饲养场扩散到了大自然。”
在这位学者眼里，盲目放生的动物，活下来有时比死去更可怕，“相当于当地来了一个新物种，而我们永远无法估计，这会造成怎样的生态灾难”。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澳洲最初没有野兔。150年前，一位庄园主漂洋过海将4只穴兔带到澳洲，随后放生在维多利亚省，以便打猎。谁也没想到，不到70年，这些兔子的数量达到了100亿只，“对澳洲的生态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
“盲目放生，会造成当地原有的物种秩序被打破。”这位动物学专家说，“最严重的后果会抑制一些当地物种生存，甚至造成它们的灭绝。”
“生物界的秩序是千百万年演化发展的结果。以人类简单的思维、简单的手段就能重新形成一个平衡吗？”他反问道。
1979年，美国白蛾传入中国。很快，人们就发现，这种个头小、通体泛白的昆虫拥有“难以想象的繁殖潜能”。在它们的菜谱上，200种树木赫然在列。城乡的果林、森林、农林在短时间里，被美国白蛾像蚕一般的幼虫占据。没有天敌的虫子把一棵棵树木的树叶都吃光，并在一年之内繁殖好几代。现在，美国白蛾已从辽宁扩散到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份，国家不得不每年投巨资施药控制这个外来物种。
“事实证明，人对自然的认知太少了，我们不能干一些自以为很明白其实根本不明白的事情。”赵欣如补充道，“就好比放生。”
作为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胡严，对此感同身受。
他翻开厚厚的中华动物名录，指着鲤鱼、鲫鱼的页面告诉记者，“这些鱼的亚种不同，如果盲目把饲养的鱼类放生到河流和湖泊里，这些鱼很可能会和河里其他野生鱼类杂交。”
而产生的后代，“就会把不该有的基因杂合进去”。
这是胡严眼中盲目放生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携带新基因的物种活了，原来的物种受影响，很可能多年后，纯的亚种就灭绝了。比如，欧洲的野猪在和非本土的野猪杂交后，就彻底消失了原有的亚种。
“这些都不是当时能看到的，所以，放生真的不是活了就好。”他抬高了声调，“你当时放下去活了，可是10年后、20年后、甚至100年后的情况你能预知吗？如果导致了别的物种灭亡，这样还能叫‘放生’吗？”
“全社会都对放生充满疑惑，盲目放生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板子难道只该打在放生者身上吗？”
和动物保护打了快30年交道，胡严总结了放生行为的高发地：寺庙、河湖、高山以及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地方——儿童医院。
几乎每一次带孩子去儿童医院，胡严都能碰见售卖小动物的商贩。雏鸡、小兔、金鱼挤在各种瓶瓶罐罐里，有的严重缺水，还有的被铁栏子压坏了羽毛。
用不着猜，胡严都能知道大多数小动物的结局：他在小区草坪里见过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兔子，在公园见过被哗啦啦倒进龙潭湖的金鱼，“还能有什么原因？孩子买回去养几天就不想养了。那咋办啊？父母轻松作出决定，随便放了呗。”
“这是错误萌芽的开始。孩子不懂，父母也不懂，一家人就这样无意识地参与了盲目放生。”胡严曾和这样的父母交流过，一些人却回复他，“不过扔一两条金鱼，能有啥大的影响。”
同样当了爸爸的胡严，忍不住去想，幼年经历过盲目放生的孩子，以后长大了，面对放生会是怎样的态度？
赵欣如一点儿也不意外孩子对放生的无知。事实上，在他看来，国内的基础教育大有问题：都是应试的科目，“真正留给生物教育的空间微乎其微”。
“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哪些物种、它们经历了怎样的生命演替，这些多数在课本里见不到。没有这些知识，人们怎么可能会对放生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呢？”他说。
最近这些年，他已慢慢觉察到，普通人之外，许多“业内人士”也对物种分辨出现了含混不清的状况。此前，一批“没人认识”的鸟误闯首都机场，在“请教了专业人士后”，主管部门将其送到湖南进行了放生。
后来，看到鸟类照片的赵欣如才发现，那些鸟类其实大多是笼养过且失去生活能力的鸟种，其中还包括产自澳大利亚的笼养鸟，“贸然送到野外，只有死亡一条路”。
他也越来越发觉，研究动物分类学的学者变少了。现如今，懂鸟的“专家”不懂鱼，懂鱼的“专家”则不懂龟……究其原因，无非都是“相关机构不重视，没经费没项目，没人愿意再做基础分类学了”。
“全社会都对放生充满疑惑，盲目放生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板子难道只该打在放生者身上吗？”这位学者忍不住反问。
“根源在教育、在全社会的认知。这些是相关部门应该好好去考虑的。否则，就算用再严厉的处罚和法律去约束，也很难根治这种出发点是善意的行为。”赵欣如认为，一味激化矛盾没有意义，主管部门应更多地从引导和启发出发，用科学的思维来做事。
20年前，他曾去台湾考察，发现当地的自然博物馆里，单独辟出了一个放生专题的教室。
彼时，台湾民众主要的放生对象也是乌龟，全台湾的老百姓都热衷于购买各式各样的乌龟，再放生到台湾各处水域，以此祈福。在放生教室里，图片、文字和影像则形象展示了这样做的种种后果。
“震惊同时也很欣赏，台湾把一个社会现象展示在科学教育的场所。”这位动物学家难得地放松了表情，“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温和的疏解方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