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铁的“高铁村”

    □一个远离铁路的乡村，有70%的劳动力劳作在像毛细血管般的铁路线上

    □一趟列车通过隧道只要两分钟，可村民要在这里工作整整3年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偏僻的乡村出现了第一栋7层的高楼

    □如今，这些把中国的铁路一寸寸延长的村民困惑：这辈子打通了这么多路，却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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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把中国的高铁和一个叫做“三墩土家族乡”的地方联系起来。即使在缩略版的中国地图上，人们也能轻易找到纵横交错的高铁线路。而只有把地图放大，再放大，“三墩土家族乡”才会逐渐在大片密密麻麻的山峰名称里显现出来。

    可就是这样一个位于大巴山腹地、川陕渝三省市交界处的小乡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村民陆续出现在中国铁路隧道的建设工地上。从京九铁路到京沪高铁、京广高铁，随着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开来的铁路网，越来越多的三墩人散布在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大山里，直到把它们打穿。

    这个与铁路打了30年交道的乡镇，距最近的火车站也有100多公里。从县城出发，公交车需要沿着一条曲折狭窄的山路行驶3个半小时，经过9个乡镇，才能到达三墩。

    当把人甩得有些头晕的汽车最终停稳后，眼前的景象却完全没有偏远山村的样子：道路两侧全是六七层高的楼房，楼下停满了小汽车。麻将馆里呼呼啦啦的搓麻将声、小学里的广播声、商店里的音乐声夹杂在一起，让人有种身处某个城中村的错觉。

    靠“吃铁路”一点点变富的三墩集镇，也从最初的“一”字形的街道逐渐扩展为“之”字形，直到现在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方形。

    眼下，这些把中国的铁路一寸寸延长的三墩村民困惑的是，他们的人生道路最终会通向哪里。

    在千里之外的某座大山里，他们是铁路隧道工人

    在三墩集镇上，除了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外，几乎找不到与铁路相关的东西。没有文化广场，没有以铁路命名的房子，就连商店里的玩具火车也落满了灰尘。

    推开老乡的家门，看到堆放在墙角，沾满泥浆的钻机；村民伸出双手，露出扭曲变形的手指时，他们才会轻描淡写地透露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在千里之外的某座大山里，他们曾是隧道工人。

    几乎每个三墩人都与“修铁路”发生过关系：坐在门前晒太阳的老汉曾在十几个省市“搞过铁路”；路边等客的摩的司机刚从隧道工地上下来；几个在网吧打游戏的少年也在铁路工地“体验过生活”。

    三墩的乡党委书记罗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目前三墩乡至少有70%的劳动力都在铁路上“打隧道”，这已经成了当地主要的经济支柱。

    稍微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这种“全民修路”的情景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那时的三墩，每个人都守着自家的几亩田地，勉强维持着“能吃饱饭”的生活。当时那条通往外界的公路还没铺上柏油，很少人到过路的另一端。更没有人意识到，那个年代，财富正在家乡之外的远方恣意增长。

    李传兵差不多是这个村子最早走出去的人。26年过去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的工地位置：陕西府谷县新民乡地界川村，还有北方那些“连草都不长的荒山”。

    如今这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声音低沉，但提起第一次离家的“辉煌”经历时，他忽然提高了音量：“第一年从工地回家后，我就盖起了村里第一栋楼房。”那时在铁路工地，他每月能拿到280元的工资。这是和他一同出去，之前在家做鞭炮生意的妻弟一年的收入。

    第二年再离开三墩时，李传兵的身边多出了不少亲戚邻居。他们放下锄头，背起棉被，跟在李传兵身后，成了乡亲眼中“最幸运的人”。李传兵还有印象，在那个大多数人还在抽旱烟的年代，有人甚至送他一条香烟，恳求他把自己带到工地。

    村民并没有意识到，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从5.3万公里，上升到6.8万公里，相当于新开通了一个英国的铁路总里程。也正是这10年间，整个家庭、整个村民组，直到整个村庄的三墩人奔向全国各个铁路隧道工地，尽管他们打通的隧道加在一起也不过几百公里。

    63岁的张新林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卷进这股浪潮。这个最远只去过县城的地道农民，在55岁时眼看着在外“搞铁路”的儿子买了楼房，忽然扔下经营了几十年的土地，决定“出去闯一把”。

    第一次走出县境，张新林就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福建。对他来说，地点和距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月都有5000多元的工资攥在手里。这是他在家时“想都不敢想的”。

    在后来的5年里，张新林走了十几个省市，有时遇到赶工期，连过年都要在山里。直到他头发白了，腰开始弯了，再也拾不动钢轨，他才愤懑地回到家，抱怨自己“出去太晚了”。

    “这钱不挣不就是傻子么？”如今，坐在自己门前，张新林仍旧怀念那段能赚到大把钞票的日子。

    在正值满胸壮志的年龄，他们却只能永远躺在床上，任凭原本充满力量的四肢逐渐萎缩，眼睛慢慢变得浑浊

    可挣钱的日子不是轻松的。

    张新林在铁路隧道工地上干的是杂工，大部分时间都在铰钢筋、浇筑水泥和铺台车轨道。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洞里工作，他没有像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有黝黑粗糙的皮肤。但短短5年的艰辛，都刻在了他的手上。

    尽管回到了家乡，那也是双永远洗不干净的手，油垢已经长进了他手掌的皮肤里。由于不断受到挤压、折断，甚至砸碎，他的每根手指都朝着不同的方向扭曲变形，指关节有些突兀地变大。因为手指已经无法并拢，他的整个手掌更像一个放大的鸡爪。

    还有些伤痛是看不到的。

    在黑龙江的一处高铁隧道工地上，由于隧道内滴水，张新林和工友们每天都要穿上雨衣作业。“洞顶的水霹雳哗啦往下滴，就像下雨一样。”张新林比画着说。

    山上的地下水温度很低，有时张新林要站在接近零度的积水里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走出来时，整个腿都是木的”。

    在广西一处工地，因为天气闷热，张新林钻到床铺下面的地上睡觉，睡醒时，垫在身下的硬纸板都已经被汗水浸透，身上被蚊虫叮了几十个包。

    “要是东北和南方能结合下就好了。”这个如今干点简单农活就会腰腿痛的老人，一边编着竹篓，一边开玩笑说。

    因为常年在山区工作，潮气早就漫过了他的双腿，浸到了他的全身。像张新林一样，很多人在30多岁就落下了风湿病，即使回到温暖的家中，他们也要忍着膝盖的疼痛艰难地上下楼。

    每年过年，大量农民工返乡时，集镇上药店里的膏药总能卖到脱销。“一天能卖出十几盒。”一家药店老板说。

    不过，这些膝盖疼痛的工友已经算是幸运的。在三墩集镇上，几个坐轮椅的年轻人总会出现在几个固定的地方。因为山区道路坡度大，他们的活动范围往往只是家门前一段几百米长的街道。

    他们几乎都是在隧道里被落石砸中的，有时只是一颗拳头大的石块，有时却是能把半个工地掩埋掉的塌方。如今他们的神情都出奇的平静，言谈中没有丝毫抱怨，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些突如其来的厄运。

    “挣钱都有风险，石头砸中了我，只能说明我倒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小伙子淡淡地说。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门前几百米的活动范围已经足够奢侈。他们有的高位截瘫，有的成了植物人。在正值满胸壮志的年龄，他们却只能永远躺在床上，任凭原本充满力量的四肢逐渐萎缩，眼睛慢慢变得浑浊。可这些都不重要了，没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时间久了，也几乎没人关心了。

    还有些故事一直在镇子里流传：父子俩在一次塌方事故中“一下没了”，一同出去的几个工友，回家时却只剩下自己一个……

    “每年在洞子里都得死三四个。”一名在乡卫生院工作十几年的医生靠在椅子上，撇了撇嘴说，“这都是正常现象。”

    最初和李传兵一起出去打工的妻弟吕兴全，就是这些死者中的一个。

    1992年，在云南一处铁路隧道的施工现场，吕兴全掉进一个突然地陷形成的溶洞后，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只有两岁，一个还未出生。可父亲的死并没有阻碍兄弟俩同样走进一孔又一孔的黑洞，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如今像大多数三墩人一样，在隧道里谋生，维持着各自的家庭。

    “他们也进过佛山的工厂，但工资太低。”两兄弟的姐姐说，“除了修铁路，他们没有别的出路。”

    还是有不少人忌惮隧道里的危险。

    23岁的小刚尝试过其他的出路，他在深圳的工厂打过工，可“每个月2000多块的工资不够自己花的”；他也在攀枝花学过厨师，可始终受不了那里燥热的天气；最近，他又刚从县城理发店里回来，因为“工资降到了1000多元，没法干”。

    这个妻子就要生产、已经在家待了4个多月的准爸爸靠在石头上，盯着河里刚放下的渔网，抽上一根烟，沉默了一会儿说：“实在不行，还是要出去修铁路。”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那年，三墩出现了第一栋7层的高楼

    张新林是2008年和15岁的小儿子一起出去的，那时整个三墩不管男女老幼，几乎都跑到工地“捞金”。儿子干不动重活，就在工地上负责开搅拌机。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给这个刚刚涉世的少年每月带来4000元的收入。

    在隧道工地，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在5000~10000元不等，因为是“国家的大工程”，工资都是按月结算，很少有拖欠现象。邻近乡镇有不少人在建筑工地打工，但同样是农民工，每当提到这些老乡，三墩人总会摆摆手，拉长音调说：“他们一年也就三四万块钱，比起我们差远了。”

    种了一辈子地的张新林从来没有想过，凭借这样的收入，自己在花甲之年竟然还能和刚满18岁的儿子各自在集镇上置办一套新房。

    同一年，拿到巨额工程款的李传兵也在集镇上盖起了一座6间门面、7层高的楼房，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的“房地产商”。

    一个包工头这样感叹当年的盛况：2009年时，他同时接了3个分处在福建、广东、贵州的高铁隧道工程。这个已经打了近20年隧道的老工人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疯狂”：他每月都在这3个省份来回奔波，但从没考虑过这是为什么，他只记得银行卡里飞速上升的存款数额。

    这些在隧道里埋头苦干的三墩人没空关心挣钱以外的事情。比如，2008年年底，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原铁道部也把原计划2020年全国铁路营运里程规划目标由10万公里调整为12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由1.2万公里调整为1.6万公里。

    几乎在一瞬间，这项计划让中国的高铁建设开足了马力。虽然这一切看似都与这个远在四川东北部山区的小乡镇无关。

    三墩集镇上的楼房几乎是和分布在中国各地的高铁同时从地里“长”出来的。2009年全程1000多公里的武广高铁通车运营，2010年郑西高铁、沪宁高铁、沪杭高铁相继开通。同样在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那年，三墩出现了第一栋7层的高楼。

    随后的三四年时间，从隧道工地回来的包工头用他们大把的钞票把三墩打造成了一个“城中村”。 那时，三墩集镇上分布着40多家麻将馆，4家空调专卖店和3家规模不小的超市。大街上的中学生，穿的球鞋都是国内知名的运动品牌。

    那些新建的居民楼里都住满了人，原本只有不到2000人的三墩集镇，逐渐增加到了7000多人，接近全乡一半的人口。

    这些从山上搬进楼房的农民也因此改变了命运，山上大片农田被抛荒。提起土地，一个烫着大波浪的中年女人坐在门口不屑地一笑，“谁还去折腾那累人的玩意儿？”

    如今，三墩集镇上的村民已经习惯了用有抽水马桶、到街上买菜、用煤气烧饭的生活。 

    为土地忙碌了大半生的张新林也放弃种地了，现在他只留下一小块土地，种点蔬菜，“没事活动活动筋骨”。而李传兵早已忘了自家田地的样子，甚至后悔不该在三墩建房。“当初直接一步到位，买到县城就好了。”这个曾经的包工头甩了甩手，咧着嘴说。

    在李传兵眼里，那些原本在镇上开店，没有外出的人，“现在变成了最穷的那部分人”。

    和生活方式一起转变的，还有三墩人的身份。

    小时候去县城，他们会被称作“山上下来的人”，甚至有人好奇地问他们是不是穷得没有衣服穿。现在，他们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再说起自己是三墩人时，对方会挑起眉毛，竖起大拇指称他们“老板”。

    2003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提出“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概念，即“以较短的时间，实现与发达国家原来走过的发展历程相同的目标”。到2014年年底，中国建成高铁总里程超过1.6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实现了从普通铁路时代到高速铁路时代的跨越。

    这个时候，不少三墩人似乎也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跨越。

    列车通过隧道只要两分钟，工友们却在这里整整工作了3年

    只是，家乡的楼房再高，生活过得再好，三墩人还是会随时离开，然后跟随新的铁路项目，从一个黑洞奔向另一个黑洞。

    他们无法预知下一次的目的地，或许在不远处的秦岭，或许在太行山，也或许在青藏高原。

    大部分时候，工地都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他们身边只有轰鸣的机器，一些偶尔路过的小动物，以及各种叫不出名的野花野草。

    李传兵就是在这样“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工作了近30年。他还记得，在内蒙古的一个工地，离最近的县城也有400多公里，周围全是一模一样的荒山。

    “看不到楼房，看不到村庄，没有手机信号，感觉自己就像个野人。”

    离开家时，他还是一个“爱开玩笑，凡事积极”的小伙子。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听力有些迟钝的白发中年人。

    在山上，工友们排解苦闷的方式十分有限，最多的是打牌和爬山。

    张新林有自己的方法。他随身带着一个收音机，每到一个地方，里面就会播放各地的地方戏。虽然听不懂，张新林也跟着调子哼哼。

    “河北梆子、陕西秦腔、湖南花鼓戏都听过。”张新林听过很多戏种，但到今天，他依旧讲不出一首他听过曲子的名字。

    这些工人每次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剪头。有时在山上一待就是半年，头发、胡子盖住了大半张脸，“就像个要饭的，连媳妇都认不出。”

    因为长时间不能回家，很多人把家人带去工地一起生活，不少如今已是少年的三墩人甚至是在工地出生。

    就是在这些深山里，他们参与了“四纵四横”高铁网的线路建设，打通了那些赫赫有名的干线。但有些人已经不记得这些铁路的名字，更不会在意那些铁路通过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为高铁站点的开通表现出的欢欣鼓舞。

    当呼啸而过的高铁穿过那些隧道时，他们正站在绿皮火车上，一步步接近家乡。

    相比“坐高铁的城里人”，这些修隧道的农民工依旧会首选普通火车的硬座出行。张新林还记得，几乎每次走下火车时，“小腿都肿得像碗口那么粗”。

    对于张新林来说，隧道只是一项把山打穿的工作，“国家怎么想的，那不是咱的事。”

    也有人对自己修过的铁路线如数家珍，在提起那些翻山越岭的铁路时，本来沉默的他们会马上激动起来。

    “好家伙，一路经过的全是大城市，全连起来了。”一个修过京沪高铁的隧道工人在谈到这条铁路时，睁大眼睛，扬起下巴，双手在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线说。

    还有人会在自己修建的铁路全线开通时，特地跑到火车旁与铁路合张影。

    “毕竟是这么大的工程，也算有份自己的功劳了。”李传兵保留了不少这样的照片，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只是，当他在记者面前再把那些照片摊开，看着那些熟悉的、青涩的脸时，泪水忽然从他含笑的眼睛里滚出来。最初和李传兵一起外出修铁路的6个年轻人，如今只剩下4个。

    一次，李传兵坐火车路过自己修建的隧道，一路无话的他忽然告诉身边的陌生人，这是自己打通的洞子。那是条襄渝铁路上3000多米长的隧道，火车只需要两分钟就穿过了短暂的黑暗。可列车的其他乘客并不知道，为了这短短的两分钟，李传兵和工友们在这里整整工作了3年。

    铁路影响的不仅仅是三墩的村民，还有那些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孩子。

    “我讲到詹天佑这课时，听到下面有学生偷偷哭泣。”三墩小学的一位语文教师说，“孩子知道父母在外修铁路很辛苦。”

    可在三墩初中，不少老师却为学生的心态发愁。“有些学生知道父母在外面打工的收入还不错，已经做好出去修铁路的打算了。”

    “有学生初一还没上完，刚刚十二三岁就辍学，跑到工地上挣钱。”三墩初中学校的校长说。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500多人的初中学校，每年只有60多个学生能考上高中。剩余的学生大多都跟随父母的脚步来到隧道工地，开始重复长辈们的生活。

    这辈子打通了这么多路，却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每年五六月份正是隧道建设的旺季，但今年，三墩的男人在这个季节反而多了起来。中学门口的公交车停靠点旁，不时会有扛着大包小包的工人走下车。麻将馆里的女人不停地抱怨，原本清洁的房间，因为不少男人抽烟变得烟雾缭绕。

    几年前，回到家乡的男人们谈论的是一个个创富神话。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没有了高谈阔论，“老板退产”成了最多的话题。

    “去年就不好做了，工程少，工程款也不好拿。”在自家门前，那个同时承接过3个工地的包工头靠在凳子上说。“都是已经中标的工程，资金就是不到位，老板都跑了。”他把手里的烟头摔在地上，接着狠狠地骂了一句。

    不仅如此，一直被三墩人津津乐道的“每月底准时发工资”也成了过去时。近两年，隧道工地上的工资都要四五个月后才能结算。

    一起惊险的讨薪事件甚至已经在工友间流传：几个被欠薪工人跑到项目部，与拿着盾牌的保安对峙几天后，才拿到拖欠的工资。

    这样的形势，让不少习惯了安稳挣钱的三墩人心慌。

    “以后不会连工资都发不下来吧？”在几个男人的攀谈中，一个工人瞪大眼睛，满脸疑惑地问包工头。

    李传兵也是在3个月前回家的，尽管是一个26年的“老隧道”，但他仍然对从去年开始的“一阵阵寒潮”毫无准备。他搞不明白，一直高歌猛进的铁路建设怎么“说慢就慢了”。他只是从新闻上看到，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率首次跌破7%。

    “经济大形势不好，建设成本增加，融资难，项目部拿不出钱。”一个“退产”的老板如此解释自己的处境。

    虽然不用再去工地，但李传兵并不适应这“难得的清闲”，他甚至从中感到了危机。

    “路总有修完的一天，那时我们怎么办？”在家时间越久，他越能感受到这个问题的紧迫。

    有时他也会感叹：“这辈子打通了这么多路，却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现在他还找不出答案，不过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重新种那片荒芜了十几年的地。

    这一次，待在家里的闲人们，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奔向下一个隧道了。逐渐地，平时性格温和的包工头在麻将馆里暴躁起来；茶楼里的男人们坐在一起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是各自抽烟；女人们抱怨一天天上涨的开支和一天天减少的积蓄。

    快要当爸爸的小刚也在等待，他发愁“孩子的奶粉钱”在哪里。

    有些人开始想到了过去看不上的建筑工地，但周围乡镇从建筑工地下来人的也不少；有人想去附近的煤矿，可又有传言说矿井就要关闭。

    最后，他们也像李传兵一样苦笑说出了那个无奈的选择：“种地。”

    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一个在家闲了半年的年轻人躺在沙发上，拨弄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等铁路修完时，肯定还有别的东西让我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