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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摩托车，架着两个50多斤的老式音响；放映机被拆成3块，分别装在用海绵裹好的不锈钢柜里；幕布叠好塞进布包，外面再套上编织袋，这是露天电影放映员康家聪全部的行囊，陪伴了他整整10年。
在数码产品盛行的城市中，这套古董级的装备却足以让一个偏远乡村，或者老旧小区的夜晚变得美好起来。
10年间， 康家聪放映了5000多场公益电影。
“今晚演什么片子？”“一部喜剧片，一部战争片。”70后青年康家聪蹲在地上，麻利地将钢管伸入幕布四周，一拉一拽，躺在地上的幕布直挺挺地立起来，幕布背后是一整排工地宿舍。才下工地的工人毫无顾忌地站在过道冲凉，大口嚼着饭菜。
这天，露天电影将在合肥市清溪路一工地宿舍上演。这是康家聪第三次来这儿放电影了，一些熟识的工人不时跑来搭话。
10年前，康家聪也是建筑工地上的一名工人。“那时候也没啥娱乐活动，累了就盼着能看部电影解解乏。”钳工康家聪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电影放映员。
儿时那些对电影放映员崇拜的记忆至今历历在目：一大箱放映设备才驮到村口，就有壮小伙去迎。村口的大榕树下、宽阔的打谷场边，都是最好的放映点。师傅坐在长条板凳上，吮着沏好新茶的紫砂壶，指挥村民帮忙搭建幕布，之后自己再不慌不乱地组装放映机。只有等到夜幕降临时，台下聚满了来自附近村庄的村民，这位始终不肯吐露当晚影片名字的放映员，才通过幕布公布答案。
2006年的一次机缘巧合，康家聪成功应聘了电影放映员。
康家聪还记得，第一次试放电影是在一个村庄里，尽管从中午就开始准备，但等到晚间台下坐满村民时，他却发现幕布上没有动静。“看来今晚要听着电影过了。”村民的玩笑话让他更加紧张。最后发现是播放的线忘插了，排除问题后，幕布上有了画面，村民的欢呼声让他觉得很满足。
放映员人数本来就少，文化部门规定每年至少要放300场次，经常要进小区、下村庄、去工地，康家聪开始觉得不过就是找找场地、搭建个台子而已，后来才发现工作压力蛮大。“要考虑到天气因素，不能淋坏了设备，又要考虑台下观众的口味，年老的爱看战争片，年轻的爱看喜剧片，众口难调。”更劳神劳力的是，城里的电影院越来越多，最新的大片即刻上映，而自己的影片题材偏老，如果冷场会显得很尴尬。
时代变了，康家聪觉得，放映员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待遇嘛，肯定比不上当钳工，但我也不计较这些，就冲着儿时的梦想。”
康家聪也遇到过烦恼，特别是前些年妻子的埋怨，自己也一度想要放弃。但电影播放结束自己在收拾东西时，时常有老人追上来问：“今天的电影很好看，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啊？”
有人演，有人看，就得有人放。这些年，康家聪跑遍了各小区、村庄和在建工地，有苦也有乐，看到孩子偎依在长辈怀里，瞪大眼盯着银幕上的画面，一把大蒲扇摇来摇去，到了关键的情节，扇子也停摆了，康家聪觉得，仿佛找回了儿时的回忆。
影片都是事先筛选好的，每次康家聪都会事先做好功课，同一个放映地点的周边，尽可能避免播放同一部电影。他没事上网看看电影资源和简介，“陈忠实是个作家，有部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影片叫《白鹿原》，他刚刚去世，我特地放了这部影片。”有的人没看过，说不如武打片精彩，康家聪却很坚持自己的看法，总该让大伙都记住写这个故事的人。
“电影没啥好看的，上回搞广场舞比赛，三等奖还能拿100块钱。”一名戴着头盔的女工有点不屑地说。康家聪挤出一点笑容，“各有各的爱好呗。”确实，在这个工地，不少年轻工人手里都拿着苹果手机，一下班换身干净衣服，三五成群地上网吧，或者在附近的商场逛逛，还能蹭下无线网络，“谁还愿意看这个，网上想看啥都能找到。” 听到这些话，康家聪沉默不语。
开场前和中场休息，也不能闲着，康家聪自己从网上下载秸秆禁烧、防溺水、家庭自救等宣传教育片，抓住一切时间填满观众等待的时间。
3年前，那辆摩托车破得实在不能再骑了，康家聪自己掏了3万块钱购置了一辆面包车，载着一车装备进村庄、下社区，没有了风吹雨淋，但也要到半夜才能到家，留的饭菜已经冰凉。
没有都市影院里的宽敞环境，没有爆米花、3D眼镜、杜比音效，也没有售检环节，随到随看，或坐或蹲或倚树，没有讲究，自己舒服就好，康家聪的露天电影自有喜欢它的观众。今天，他更喜欢把自己叫做“牧影人”，徜徉在光与影的世界中，不知疲倦地“驱赶”着电影的情节，在观众心中激起感动与思考，带来快乐与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