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语文课本 一页往昔少年

    语文课本的回忆大概是可以贯彻生命的，无论多少年过去，只要一提起上学时光，那些已经模糊的早晨立即在眼前复又清晰：语文老师在课桌间威严巡视，稚气少年挺直腰板一遍遍朗读古诗词，竖立的课本掩护瞌睡的脑袋，书页间挤满了钢笔的涂鸦，总烦古人啰嗦但毕业又觉得字字珠玑……

    原来，语文课本构建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文学想象，而一代代内容更迭的教科书，则是社会气质和风向最好的投射面。当无意中捡起父辈、祖辈的语文课本，一字一句间，感觉一个时代都浩浩荡荡奔驰而过，但往昔年华在泛黄的纸页上残存光亮。

    前几年，民国时期的国语课本狠狠火了一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画的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好评如潮，秒杀当下所有畅销书。同时热卖的民国老课本还有《商务国语教科书》和《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一本爷爷辈的国语课本竟有如此大魅力，穿越80年岁月，还能勾走现代年轻人的魂儿。

    如今，当你翻开《开明国语课本》，恐怕很难将之视为一本普通的教科书了，阅读体验颇为丰富，如同一并品读了民国画册、书法字帖和儿童诗。仅是装帧设计就流淌了无尽诗意，内页竖排手写颜体楷书，刚劲大气。丰子恺的画笔清新味浓，而叶圣陶的文字童趣盎然，两人相得益彰，隽永之意在纸面上悠悠浸染开来。

    “先生，早。”“小朋友，早。”

    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

    雨停了。云散了。太阳出来了。远处的山，远处的树又看得见了。山和树给雨洗过，都很干净。

    寥寥几句，读者便已品出叶圣陶编写的妙处。首先摆正尊师、友爱等传统道德观念，但措辞温和可亲；贴合儿童的视角、心理，又予以充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对孩子可能萌生的疑问，他并不着急给出精准而具体的答案。

    编写课本时，叶先生的文字毫无说教痕迹，而极富文学化的浪漫遐思与纯美表达。儿童文学研究者王泉根曾撰文指出，叶圣陶自己就很反感之前成人化浓重的“儿童读物”与教科书。

    叶圣陶在开明教材的“编辑要旨”中强调：“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扩展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学科密切联系，但本身仍是文学的。”同时，课本文字必须符合儿童阅读习惯，适合其朗诵。

    而纵观课本内容体系，课文选题涵盖学校、生活、自然、农业、商业等领域，且编排顺序依照自然季节时序。据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回忆，叶圣陶曾说这本教科书“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心思可谓细腻之至、真诚之至。

    民国时期，课本编写原创度较高，常有编者亲自上阵或向名家约稿的情况。例如叶圣陶和夏丏尊合作编著的《国文百八课》就是以自撰为主的初中国文读本，而朱自清著名散文《春》，则是为朱文叔编的《初中国文读本》“四季景物”单元而特地撰写的。

    一提起对语文课本的记忆，我的父亲屡屡会讲道，少年求学恰逢“十年动乱”，家里唯一一本旧的《千家诗》也被红卫兵抄走了，基本成天读的就是“红宝书”。直到改革开放，他在高中课本里读到了《岳阳楼记》和《荷塘月色》，整个人不禁目瞪口呆：“世上竟有如此好看的美文！”

    改革开放，让语文教科书迎来了被禁锢已久的春天。

    如今不少老上海人应该还知道一位叫于漪的语文特级教师。1977年，她为中学生上语文公开课《海燕》，被上海电视台全程直播，收视率极高，“大上海甚至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大家都守在九寸黑白电视机前看于漪上课。于漪公开讲授的这篇课文，为刚走出“文革”阴霾的上海带来了久违的精神解放感。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他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高尔基《海燕》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回顾当年情形，于漪表示，当初接到电视台邀请时，她不愿选用之前的语文教材，而是选择了《海燕》。之前因为“封资修”，教材都打捆塞在图书馆里，两位老师费了好一番劲才找到，印出来。

    于漪对媒体说，她很明确为什么教《海燕》。乌云是遮不住的，就因为那种获得解放的感觉，她决定要在电视上教这一篇课文，“在天上翱翔，不惧暴风雨，我们老师解放了，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1978年3月26日，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文章，批评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将恢复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作为教育工作重点之一，几次就教材改革同教育部门负责人进行谈话，希望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全国中小学生能用上新教材。1978年秋天，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之前截然不同的全新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以来第五套统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

    新语文教科书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进行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思想的桎梏被一点点打破，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大幅度减少，古诗文的比例增大，《春晓》《锄禾》《咏鹅》《画》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歌走进了小学语文课堂。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袁牧的《祭妹文》、杜牧的《阿房宫赋》、陶潜的《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纷纷入选。外国文学作品也不再过分青睐苏联文学，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如《画鸡蛋》《爱因斯坦小时候》《月光曲》《伟大的友谊》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狮子》《鹌鹑》《麻雀》也入选教材。

    一些读着前辈课文成长的作家，渐渐成为新语文课本的一部分。例如喜欢朱自清散文《背影》的冯骥才，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其作品《挑山工》被选入语文教材，直到现在都是经典之作。甚至据调查称，有不少青年最初是因为《挑山工》才知道泰山的。

    一代代语文课本，就这样化为颜色不一的精神底色，伴随一代代少年走过浩荡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