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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知成为卡尔·萨根奖首位华裔得主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郑永春博士正在中关村的一所小学作科普讲座。尽管从未跃出过这个星球，他常常鼓励听众到一个更远的角度回望。比如，当置身于38万公里外的月球，我们会看到“月平线”上，也有一颗 “月亮”升起，光辉皎洁。那其实是我们的地球，反射着太阳光。
“你得的那个奖究竟是咋回事？”朋友们问他。郑永春拿奖之后不声不响，大家都是从新闻里得知的。这个行星科学领域奖励科学传播的重要奖项在国内少有人关注。即使是身为科学家的他们也感到陌生。
郑永春的获奖感言则在数天后发表在朋友圈。此时微信一款内置的应用正火热，好友可以付费提问或收听其他问题的答案。郑永春也产生了兴趣，获奖感言收费一条三元，夹杂在“为啥要移民火星”“《爸爸去哪儿》去哪颗星球比较好”之类的问题里。
“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的声音。”他在这条时长59秒的语音结尾说。
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解释颁奖的原因，是郑永春博士“不知疲倦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科学成就”。
他的朋友公认这位天文学家“感染力超强”。
感染力超强的70后天文学家走路极快，赶着去接儿子放学时更是如此。背上的亮绿色登山包晃动着，他很快融入人群，衬衫角在北京5月的大太阳下渗出汗来。回过头，圆盘脸上笑容和顺，黑框眼镜度数不低，声量不算大，在北京居住多年后仍然带着家乡绍兴的绵软口音。
郑永春直到最近才购置了一张属于自己的桌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弯腰在儿子的小书桌边，在零碎时间里敲下关于宇宙的文字。在两年内，他发表了100多篇科普文章，讲述月球的运行或火星上种土豆的故事。
他觉得自己“注定是个颠覆者”。
在70后、80后的科学家群体中，科学传播的价值几乎是公认的，也是很多人的兴趣所在。新媒体的时代来了，科学家纷纷走上公共平台。学术大牛如饶毅、鲁白、谢宇等创立了微信公众号。更多科学工作者活跃在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知乎等科学网络社区上。
郑永春热情投身于这个时代。他的手机上，常常有几十条未读微信。一个聚集了包括饶毅在内100多名科学家的微信群整日活跃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力量推动着网页上的更新：诺贝尔奖颁奖，有人就在现场；引力波被发现，刚好就有专家。他还在一个国际行星研究的邮件群组内。通过这个群组，郑永春将国内新闻已经公布的有关中国登月的消息写成英文文章发表，既有科学家的严谨，也有科普作家的由浅入深。
国家天文台的同事李然惊讶于这位前辈的稿量与追逐热点的速度：“几乎是早上新闻热点出来，晚上稿子就发出来了。”
《火星救援》上映时，郑永春连发了3篇科普文章，从火星上种土豆说起，聊到宇航员的生存循环系统、火星的土壤和人类移民宇宙的未来。
这位月球土壤专家将高效归功于自己的积累。深入浅出的科普文章背后，是他的日常工作：曾数次参与和登月相关的考评工作，每次资料都堆到一人高。一旦有热点爆发，科学家脑海中的文件管理系统立刻运行，理出标签，找到相关文件夹，输出为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的文字。
“我从做月球的土壤开始。”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我们有PM2.5，月球上的PM2.5，就是月球的尘埃，它比我们地球上的PM2.5毒性更大。我做过这个实验，它对小老鼠的毒性会更大，对宇航员的毒性也会更大。我还希望做模拟的火星土壤，和模拟的火星尘埃。我从地球做到了月球，又从月球做到了火星。”
在一位科普同行看来，郑永春的爆款文章有着相似的结构：“先介绍热点、再阐述知识，最后展望中国航天业光明的未来。”
郑永春最关心的则是自己能触及到多少人。他的科普写作起源于十几年前的一次杂志约稿。随着兴趣加深，他还会把自己已发表的稿件免费提供给数家其他媒体转载。“越多传播，越多人看到。科学就是应该分享的”。
在李然眼中，郑永春耐心惊人。知乎的每条提问，无论多幼稚，他总是悉心答复。即使那些有意找茬的，他也会小心地找一句话圆场：“你这个角度挺特别的。”
“‘接地气’就是去接触最普通的人群嘛。”郑永春本科考上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学农实践是必修。学生在重庆的暑气里剪枝锄草，难免叫苦连连。如今回望才发现，那是性格养成的最初经历。
“你真的想不到有多少人连基本常识都不知道。”郑永春的好友陈科大笑说。这位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曾经觉得医学科普挺没意思的，直到遇到一位科学工作者家属。她因为误信“养生”偏方耽误了癌症的治疗。
陈科开始参与科普传播。他意识到，对抗常识的空白，有时就需要反复重申简单道理。
“我们不缺知识，不缺聪明人，缺的是科学素养。”郑永春说。“基础教育里，没有如何用逻辑、理性和常识解决问题的部分。”
他到小学和科学馆中，给孩子们讲行星和宇宙。这个少年时代内向沉默的男人，现在成了积极的演讲者，说起宇宙来眉眼开合，手舞足蹈，有时还配上音乐和视频。
孩子们给他写很长的信，彩色信纸连着信纸。有的则托父母微信联系，想要来行星运转的视频反复观看。
“探索是人类的天性。”在他的课堂上，从来不灌输标准答案。科学不是死水，而是湍流。他给孩子们讲，自己小时候，太阳系还有九大行星，现在只有八大了。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在越来越忙碌的社会活动之外，郑永春生活的重心仍然在位于奥运村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内。动物所、物理所等十几个下属院所被林荫道隔开，初夏叶动粼粼如海。
围墙是前不久才拆掉的。学科间为什么要有墙呢？
郑永春目前的课题是学着做一个焦点人物。
“你报道我的观点就行了，别关注我本人。”他反复对记者强调。
他申请进入科学松鼠会。流程很长，这个天文学家老老实实一栏栏填下去。“你直接写你是卡尔·萨根奖获得者就好了呀。”科学松鼠会的资深成员小姬拿来当作笑谈。
和淡漠平行的是极大的热情。郑永春的朋友圈每天至少刷上4条动态，全是最近自己发表或者关注的科学相关文章。他参与广播节目的录制，为航天开放日制作视频。这个接近不惑之年的男人时刻被使命感驱使，仿佛要动员全身每个细胞为科学传播站台。
他冷眼看着来来去去的公共事件，心里清楚：如果科学不发声，那么总有其他声音会占据话语权。
他羡慕着霍金开微博的热闹——“多好的科学传播榜样”。也在想着，或许有一天，自己也豁出去获取公众关注了。
但这并不是科学家的传统形象。
“遇到有人问你是不是最近又上电视了，立刻感觉人家话里有话。”郑永春在一次不同领域科学家的内部座谈上聊到 “知识分子最讲究面子。做科普，钱不是问题，就怕人说你图出名。”会心的大笑在室内爆炸开来。
郑永春能很清楚地感觉到，卡尔·萨根奖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荣誉。事实上，当年的卡尔·萨根也曾面临过类似的指责：科普做得风生水起，科研的影响远难相及，合适么？
“科学家做科普是不务正业么？”有人干脆直接在微信里问他。
有科学传播兴趣的年轻一代科学家能感觉到压力：即使是业余时间做科普，也难面对科学前辈的期望——有多少精力都应该花在追求高精尖上，让中国科研赶上去。
国家天文台研究黑洞的年轻天文学家苟利军是《星际穿越》中文版小说的翻译者。他觉得科学工作者最好将八成的时间花在科研上，剩下的时间则可分给科普。否则“本末颠倒”，会感到愧疚。
郑永春经历过类似的情绪，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他感觉自己“脸皮越来越厚了”。有人专门到办公室批评他，他面色不改地给请回去——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郑永春的好朋友、中科院地质所的杨蔚记得，有一回，这位老友坚信某项提案有助于行星领域科学家的发展。当提案在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的理事会投票中被否决后，有那么几个星期里，郑永春在办公楼里每遇见一位代表就进行说理工作，毫不厌倦。
这一切都源于2000年，郑永春考上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硕士生。开学不久，老院士欧阳自远请新生吃饭，对他们描述一个遥远的领域：月球研究。
听着欧阳自远院士的话，之前因为“没地方就业”才读研的郑永春被点燃了热情。“我突然觉得这个事儿靠谱，我太想做这个事情了。”2015年，他在一场演讲中回忆当时的心情，“中国人一定会上月球的。”
他赌了一把。当老教授问“谁愿意做月球”的时候，两桌子人，20多个研究生，只有他一个人举了手。
多年后参与了嫦娥项目，郑永春也很难讲清，当年的选择究竟是一次成功的审时度势，还是一场幸运的青春之勇。他能确定的是，老教授的一番话，改变了自己一生的走向。
这位科学家有时还会想起，高考前，在家乡的中学里，他从没接触过任何科学家，对科学也毫无概念。
自己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扮演欧阳教授那样一个角色呢？郑永春有点期待：这一生，他可以用科学去触碰一百万个人么？如果这其中有一个产生了兴趣，愿意以之为终身职业，那么就值得了。
这位卡尔·萨根奖得主，目前在筹划给中小学教室挂上太阳系甚至银河系的地图。
中国地图鼓励孩子们了解家门之外还有大好河山，世界地图则展示出国门之外的世界，那么这张图，则是给了他们一个“更辽远，更宏大的角度”。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