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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响起时，雷闯其实并不感觉意外。
看了眼来电号码，他从包里麻利地摸出了录音笔，录下了电话那头国家卫计委工作人员的话：“你们数次通过徒步去北京等方式呼吁乙肝药物降价，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个消息提前传递给你”。
第二天下午，卫计委官网公布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用于治疗乙肝的三项主要药物将降价过半。
这对雷闯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为了呼吁乙肝药物降价，他从2013年起，连续3年总共行走2500多公里，遭遇过抢劫、跟踪，睡过发霉的地下室，吃过用脸盆装的方便面……
在这场苦行中，陪伴雷闯的是一株芦荟。而在此前乙肝公益维权中，他背包里一直装的是两块在清华大学西门捡来的红砖。记者试图追问变化的缘由，雷闯说，“都是机缘巧合，寓意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过去，这两块红砖没少给他惹麻烦。他被火车站安检误认作是在砖头里面藏毒的毒枭；坐飞机时，他被机场派出所认定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罚款50元。
在做乙肝公益维权的头几年，被称为“斗士”的雷闯也像包里的砖头一样：直硬、有棱有角。
2007年8月，这名在浙江大学读大二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听闻校友因患乙肝在公务员考试中被拒而杀人的事件，感到“极度不爽”。他用撑衣竿和厚纸板做了个写明乙肝传播途径的标语牌，在杭州市的繁华街区“逛”了一圈。
后来，在上海交大读研期间，因气不过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入职体检中偷偷夹杂乙肝检测项目，他又试过给深圳市卫计委送鸭梨。
可那次杭州闹市的行为艺术没有一家媒体关注，陪同的同学因“受不了路人的目光”而中途离场；那篮鸭梨还没有“走进”卫生局的大门就被门卫拦了下来。被警告“小心后半生”后，雷闯被赶了出来。
在回程的出租车上，雷闯默默地流着眼泪，大口吞咽他花30多元钱买来的鸭梨。在日记中，他用“悲情”形容当时的自己。
同样是鸭梨，雷闯也送出过不同的结果。因不满对广州某些公司在招聘体检中检测乙肝的处罚，雷闯给广州市人社局送去了10斤鸭梨。
不同的是，雷闯在自己的微博上预告了自己的“行为艺术”。
结果出乎意料，工作人员不仅接受了雷闯的鸭梨，还告诉他将会把“压力”化为动力，问题公司调查的进度随时向雷闯通报。
雷闯这才意识到，政府部门与自己并非隔着“万水千山”，他缺少的是策略。
研究生毕业前夕，《甘地自传》他一口气读了好几遍。他说自己似乎找到了榜样——一个温和的行动派。
毕业后，雷闯并没有直接参加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开始一场“行为艺术”：徒步去北京，呼吁乙肝药品降价。
这一次雷闯放下了那两块红砖，在旅途的起点，上海交大闵行校区附近花5元钱买了一盆小芦荟。路上，雷闯把这株芦荟放进收纳盒里，并用绳子把他们穿起来，一会儿拎在手里，一会儿挂在脖子上。
2013年9月13日，经过80天的徒步旅行，他和父亲抵达了北京鼓楼西大街154号的卫计委人民来访接待室。当时，雷闯已经随时做好了被下逐客令的准备。
可工作人员对雷闯并不陌生，他们接见了雷闯，并电话传达了卫计委主任李斌对雷闯提交的“关于将乙型肝炎抗病毒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建议”的批示。
回来后，雷闯这份4万字的建议寄给全国1000多位代表委员，信件垒起能有他的一个“小个同事”那么高。尽管给他的回信高度不到“一拳头”，里面却有多位中科院院士，以及雷军、宗庆后等企业家。
“这已经是最圆满的结果。”雷闯把当时的成功归功于，他每到一个城市都会给卫计委寄去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的经历和来意，“这让相关部门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
一名中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完成了一篇以他维权行动策略为核心的毕业论文。论文中写道：雷闯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先引起媒体关注，再引发受众关注，最后引发政府关注，与政府建立一种长期的良性互动。
近两年，他给政府部门送过钟、鸭梨、鸟笼、皮球，时常遭遇拒访和不理睬。可他的口头禅已由当年的“不爽”，变为“我还会回来的”。如果相关部门“给力”，雷闯也毫不吝啬自己的赞扬。
广州市卫计委曾给雷闯发过信访回复函，确认了广东省电力一局医院违规开展乙肝检测，并暂停了其体检业务。当天下午，雷闯就赶去了卫计委，亲手转交了写着“给力”两个大字的锦旗,
而对曾经“悲壮”的抗争，29岁的雷闯不愿过多谈起：谁都有年轻的时候。
那两块红砖如今静静躺在雷闯办公室的柜子上。它们破碎不堪，被大号透明胶紧紧地包裹着，勉强维持着最初的形状。
“一样沉，只是没以前那么扎手了。”剪去了长发的雷闯慢慢地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兰天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