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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市长们很少像今天这样，对智慧城市和大数据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
“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到我们那儿去看看。”5月29日上午，在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京交会”）的一场论坛上，河北邯郸、辽宁本溪的两位副市长口头邀请滴滴出行、德国戴姆勒等企业前去开展智慧交通项目，还向德国科隆市市长何珂女士请教：“怎样才能让市民切实感受到智慧城市的效果？”
而4天前，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以下简称“数博会”）的中国市长与大数据论坛上，贵州贵阳、新疆克拉玛依、陕西渭南、云南保山等地的市领导则和学界、业界探讨和分享了有关大数据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应用成果和经验。
从2013年1月公布首批智慧城市试点至今，我国进入试点范围的智慧城市已有近300个。但很多市民并没有感觉生活变得更为智慧，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依旧严重。在大数据时代，城市的管理者开始思考，大数据能否成为建设智慧城市的工具？城市的数据开放和利用难在哪里？
数据化是城市升维的标志
大数据能对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在5月25日举行的数博会“智能城市大数据与基础设施建设”论坛上被反复提及。
“数据能力是信息时代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将来的城市竞争也将依靠数据化进行竞争。”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认为，智慧城市是高度数据化的城市，“用数据说话、靠数据决策、依数据行动”。
在张新红看来，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从工业化城市到信息化城市的升维过程，实现城市特征、功能的质变式提升，而数据化则是城市升维过程的标志，数据开放是建设数据化城市的突破口。
作为城市规划研究者，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在论坛上表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他感到振奋。因为大数据使地图和表格上的数据鲜活起来，让城市规划者透过地图上每一个标志，更为直观地放大每一个人、每一条路的轨迹所产生的价值，他把这样的过程称为“以流定行”。
“大数据为城市规划‘以流定形’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城市管理中的大数据为城市规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数据源，使得城市的规划和管理可以从表层形态深入，挖掘城市的流动要素，从而制定和总结出城市发展的模型和方法，最终实现智慧城市。
为了进一步说明大数据和城市规划的关系，他还举了交通数据的例子：在地铁线路的规划中，可以根据手机的地理位置，了解城市人员的流动情况、不同时段的人员密度情况，从而确定地铁站点应该怎样设置才最准确。“这种大数据的模拟对城市规划来说，是非常好的、精准的测算。”吴志强说。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大数据起着望远镜、显微镜和水晶球的作用。”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田丰对记者说。他认为，大数据既可以让城市管理者实时了解城市的整体运行情况，也可以快速查看城市中许多毛细血管般的小地方、小问题，从而实现基于大量城市数据累积的预测和研判。
事实上，在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对城市大数据的利用早已开始探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5年8月发布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2014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以下简称《总结报告》），截至2014年年底，在全部智慧城市试点中，启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试点城市共有89个，建设内容的总体完成进度超过50%；启动城市公共基础数据库建设的试点城市共有149个，建设内容的总体完成近半。
上述《总结报告》指出，总体看来，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数据库建设（部分镇、区试点与上一级联合建设）推进状况良好，总体进度过半。
信息孤岛难题待解
但是，智慧城市的试点单位所建立的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数据库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效用呢？在一些专家看来，这恐怕要打个问号。
在今年的数博会上，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新生提醒，智慧城市从几年前的概念引进，到现在的落地发展，有一些问题值得引起警惕：我们的智慧城市发展这么多年，投入了大笔资金去建设，但老百姓却没有感觉生活变得更智慧，甚至觉得建设智慧城市是一种“形象工程”，这到底是为什么？
同样在这个论坛上，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单志广提到，很多地方梳理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也配合发布了当地的大数据发展行动规划，但要想在一个城市内把各种行业、领域、区域的信息和数据连通起来，所面临的难度仍然非常大。“（这）不是说有了意志和文件就能解决，在现实中要有可靠的路径才可以推动”。
对此，张新生分析认为，主要的困难来自各种数据之间相互难以连接所造成的信息孤岛，他用“烟囱林立、条块分割”来形容这种现象。
何为信息孤岛？田丰解释说，目前很多行业和领域的数据都被封闭在各个系统内部，虽然内部可以查询调用，但对社会整体而言就是一个个的信息孤岛。比如公安部门为了查案，想要查询犯罪嫌疑人的驾驶路线等交通大数据，虽然在权限上可以跨部门调用数据，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因为系统之间并不兼容，其调用的成本和难度就会很高。
《总结报告》也指出，部分智慧城市的试点建设项目缺乏顶层设计和总体统筹，协同对接难度大，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现象依然存在；部门之间“条块分割”造成“信息孤岛”现象严重，特别是部分垂直部门的信息系统限于部门内部使用，缺少部门之间数据共享与应用。
如何处理信息孤岛问题？诸多业内人士建议推动各系统间的数据开放。北京邮电大学数据科学中心主任科学家高升在数博会上表示，在处理关于智慧城市中的“信息孤岛”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通过获取城市大数据，深入挖掘各方面的相关性，从而解决问题，而获取这类大数据，则需要从技术上实现数据系统的兼容。
单志广提出，与数据系统间的技术兼容相比，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改变对大数据的使用和管理模式。“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都是用大数据倒逼传统思维模式，来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和认识方式。”他认为，这样的改变不仅要用技术方法解决，更需要从政府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去改变。
重庆邮电大学副校长刘宴兵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绝对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靠个人、高校、企业自下而上的推动肯定是不行的”。他建议，要想让城市大数据发挥应有的效用，突破信息孤岛限制，就应当从政府层面推动和刺激数据的开放利用，“让我们的旅游数据、交通数据、医疗数据横向跨接、联合使用 ”。
政府数据如何开放利用
刘宴兵的这一说法，获得了不少专家的认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郑磊表示，数据取之于民，应该还之于民，在不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政府应该开放原始、底层的数据，让公众可以快速完整地获取政府权力运行中沉淀下来的原始数据，并且可以直接由机器读取，让人人都可以平等获得。
长期从事数字政府研究的郑磊打了个比方，政府数据就像封装在玻璃瓶里的苏打水，看上去安静平稳，悄无声息，但只要打开瓶盖，就能瞬间迸发出无穷能量。他希望政府能把数据当成一种“市场原料”来开放，让数据在市场中创造价值。
政府数据开放的市场价值非常可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5月26日发布的《2016年大数据交易白皮书》显示，2014年，政府大数据应用市场规模为9.06亿元，2015年，政府大数据应用市场规模达到16亿元。预计今后2~3年内，政府大数据应用市场规模将成倍增长，2020年政府大数据应用市场规模将达1907.5亿元。
事实上，政府数据的开放利用早已在顶层设计上实现了突破。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部署促进大数据发展，部署了三方面主要任务，其中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被排在首位。
但到目前为止，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利用进展仍较为缓慢，企业、社会组织与政府数据的对接仍然艰难。据刘宴兵的观察，很多企业想为大数据做一点事，但是他们并不拥有足够多的数据量，“这是很尴尬的事情”，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对相关企业不信任，拒绝提供城市相关的政府大数据，这就造成了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壁垒。
政府数据应该保密还是开放？保证政府数据的安全更重要还是发挥政府数据的利用价值更重要？天平的两端如何取得平衡，是政府数据的开放利用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张新生表示，我们不能一味地呼吁政府开放数据，同时也要考虑到，具体要开放哪些政府数据，以怎样的形式开放政府数据。他主张，政府数据的开放要根据发展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不可以全部开放。
刘宴兵认为，在政府数据的开放利用之前，应当首先在安全、隐私等数据管理问题上作出明确规定，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明确管理办法，而不是一味地封存政府数据。
在这个论坛上，被提及最多的话题是，围绕着数据开放和利用，政府与企业之间如何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政府数据如何分级开放利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王林 李晨赫 实习生 焦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