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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28日的《财经》E法论坛上，一家互联网公司在谈到政府数据开放时道出了他们的痛点。
两年前，这家互联网公司准备推出实时公交App，便于民众查看公交线路的状态。当App完成后，公司面临着数据从何而来的问题，于是这家公司和几个城市的交管部门洽谈，但是有些城市的交管部门说这个数据不能白给，要收钱。一年要10多万元，后来又说很多数据不能直接给，有格式和其他技术问题，一来一回，这家公司在一个城市的数据对接上就花了6个月时间。
“现在App竞争非常激烈，寿命可能就只有6个月，我们团队发现成本太高了，没法坚持。”这家公司最终选择放弃这个应用产品。
政府数据不开放，企业怎么实现创新？这是在“互联网+”时代下，摆在很多企业面前的一个困惑。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先后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谈到政府数据。他表示，政府就要发挥应有作用，特别是要打破一个个互不相连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因为约80%的数据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除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都应向社会开放。
腾讯公司法务部高级法律顾问黄晓林认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意义有很多。能不仅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形成开放透明的政府，实现政府协同治理，还能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信息流动和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对于企业而言，充分利用数据资源，发掘数据价值，可以实现创新创业和经济增长。
“数据资源蕴含极大的经济社会价值，促进信息服务创新需要开放数据资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源指出，国际上，一些国家一直在推进数据开放。2011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挪威、菲律宾、南非、英国、美国等8个国家联合签署《开放数据声明》，成立开放政府合作伙伴(OGP)。目前，开放政府合作伙伴已由最初的8个成员国发展为69个成员国。
“全球数据开放的经济社会价值在不断释放。”马源表示，很多国家认为政府数据开放可以方便公众生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能促进社会创新与经济增长。
“有的政府并非不想把数据开放，但是有顾虑。”安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新锐在和政府的合作中发现，政府在数据开放面前也有压力。一方面现在的数据开放和国家的保密法、档案法等一些立法规定是有冲突和矛盾的。另一方面，数据一旦开放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将来发现里面有问题，责任谁来扛？”
王新锐认为，在政府数据开放问题上，现在面临着两个矛盾。本质矛盾是大数据领域中的技术、商业模式都在高速发展，但在个人信息保护、政府信息公开方面水平较低。另外是动力矛盾，目前我国政府和企业在数据开放和使用上的收益和风险不对称，企业的收益远远大于风险，但政府是风险大于收益，没有动力。“我帮政府做咨询，某些方面能理解政府不愿意开放数据，是因为风险太大，收益太小。企业觉得有数据能做一些应用和服务。这是目前形成数据开放僵局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在数据开放上有所行动。比如北京、上海从2012年起，通过互联网门户网站开放了一批数据。2014年，无锡市、佛山市南海区也进行了数据开放。重庆、天津、南京市也在推进。
“参与数据开放的部门不断增加。”马源认为，与国外相比，地方在数据开放的做法上和他们基本一致。“推动数据开放可以惠民生促创新，但要保护公民隐私与数据安全，加强数据再利用管理。”在一些与会专家看来，目前我国在数据开放的整体规划上，如制度保障、标准规范和使用监督等，与国外还存在明显差距。不要只解决数据资源整理的资金问题，还要解决上位法问题，比如档案法和保密法的具体措施。从推进数据开放来说，还需要做很多事情，比如界定开放范围、制定开放要求，摸清每个部门有多少数据。还要建立一个目录体系，对数据进行分类，哪些是涉密的，哪些是涉及个人隐私的，哪些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等等。
政府数据牵扯到许多个人信息、公共安全信息，因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旦对数据属性有明确定性，地方开放数据的后顾之忧将得到有效解决。此外，还有数据资源格式转化问题，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丰富，格式、标准都很规范。总体而言，一是要解决标准问题，一是要解决法律支持问题。
黄晓林发现，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数据不能互相打通。如果统一到网站或主题去管理，数据采集格式和质量就有保障。“目前各地各自为政会对数据采集，造成非常大的干扰”。
国务院在去年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2018年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同时，也提出加快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马源认为，在数据开放共享上，要切实保障网站系统安全，数据资源安全和依法再利用，平衡好开放与安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