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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一号”迎来了自己最后的任务。
5月，青岛市黄岛区安子码头上，乳白色的海洋科学考察船上悬挂满旗，没有鲜花、礼炮、香槟，犹如当年从上海沪东造船厂中“降生”时一样，只有阵阵掌声与之相伴。
这艘新中国最早一批自主设计、建造的专业海洋科学考察船，曾经“如日中天”。1981年问世时，它的造价高达3000万人民币，在当时可以支付10万名船员1年的工资；在过去的36年中，它航行超过60万海里，相当于绕着赤道走了172圈，最远抵达过所罗门群岛，留下了数万条海洋科考数据和众多发现。
2016年初夏，一次持续了20个月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临近尾声。而作为最初帮助我们预测厄尔尼诺现象的背后英雄之一，它也在这个夏天告别了它奋斗了36年的舞台。
这艘“老船”有点累了，静静地停靠在了岸边。
“昂贵”的科考船
来参加“科学一号”退役仪式的，有一半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曾以不同的身份在这条“老船”上工作过。站在甲板上，手撑着栏杆，不少人依旧穿着当年的黑色鸭舌帽和蓝色工作服。
“第一艘专门为海洋科考而设计建造的3000吨级‘科学一号’的出现，在当时的‘海洋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退役纪念活动上，第一任船长俞锡春聊起了过往。
上世纪80年代出海时，这艘船每天都要消耗数万元，一天光柴油就要用掉10几吨，而时间最长的一次为期4个月。
在那之前，参与海上科学考察的都是一些小船。 “当时，海洋地质和生物的取样基本就是靠一张网，要测量海水的温度、盐度、深度，只能在钢丝绳上绑若干个温度仪……除了一个指南针外，大海定位全靠肉眼观测太阳。如果没有太阳，就有迷航的可能。”
81岁的俞锡春笑着说，当时自己有一种“尚未进入科学时代”的错觉。
“科学一号”之前的海洋科考船“金星号”，在他眼中就像一块大拼图——船体由旧军舰改装，实验室大都是临时改造。由于并非专门设计，在电力上和设备上根本无法满足海洋科考的需求。
有研究者将中国第一艘科考船“金星号”的探索能力比作一辆摩托车，与此相比，“科学一号”就是一辆夏利牌轿车。
退休已20年的俞锡春，至今仍记得第一次驾驶“科学一号”的记忆，“一切都是锃亮锃亮的，老远就能闻到精密设备的‘仙气’。”
“科学一号” 拥有10个专门实验室，设备大多从美国进口，里面不乏当时最先进的卫星通信、导航系统，地球物理、气象、化学、生物和环境保护等综合调查设备。在船员的眼中，这是当时最舒适的航海船。船员不用睡摆满高低床的“大笼子”，能睡上双人间，还有中央空调，夏天再也不用去睡甲板，冬天不用生暖炉。船上有食堂，一天4顿，顿顿能有热饭。洗漱再也不用排队，房间里就有洗手池。
“这艘船是当时最好的科考船之一。”80年代，俞锡春还去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考察过别的国家的科考船，“科学一号”完全可以与它们比肩。
即使是现在，也有人在知乎上提问：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进行海洋科考，为什么不把钱用来救济穷人？
当这个问题摆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环境中心主任于非面前，他的回答几乎不假思索——因为需要。
“海洋科考确实能改变人的生活。”他把这句话说得很慢。
他以“科学一号”为例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如果没有科考船所做的基础科研，我们将会怎样：
无法准确预测厄尔尼诺现象，无法准确地对台风、洪水进行预报，生命财产将蒙受损失。
有人在深海中落水，我们的搜救船不会知道往哪去搜救，因为我们不知道海水的内部流动。
“南海一号”将无法打捞，因为我们对深海温度、深度、盐分、地质都不了解。
我们可能会将含毒素的黄鱼摆上桌面，并把它们咽到肚子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海上是否正发生着毒潮。
“海洋科考本身就是花钱搭台子的工作，地质、地球物理、气象、化学、生物等研究都需要在基础科研上更进一步。除此之外在军事和能源上的应用更加广泛，造这样一艘船是必要的。”
于非心里清楚，这些不赚钱“搭台子”的研究有多重要，“如果真的想省钱，当务之急是降低科考船高昂的造价”。
他补充道：“中国钢产量虽然世界第一，但科考船的钢板用的是日本特种钢；船上用的最先进的设备，绝大多数都是靠进口；我们自主生产的海下橡胶密封圈和传感器，无法应对在几千米深海下的压力需求……现实是，生产合格产品的成本仍旧高于直接从国外进口。”
这位科学家再一次强调，“时至今日，海洋科考依然是有实力的大国才能玩得起的‘游戏’。”
它要去太平洋寻找属于自己的“马林鱼”——研究热带大洋和大气相互作用之谜，包括厄尔尼诺现象
给“科学一号”送行的还有它的“小老弟”——科学号。这艘投资5亿元，排水量达4600吨，代表着当前海洋科考船的前沿技术的“新船”与显得有些“瘦小”的“老船”并排停着。但现场的很多人都记得，30年前，“科学一号”也和它一样，风华正茂。
1986年9月22日下午， “ 科学一号” 海洋调查船缓缓驶出金波闪耀的青岛港湾。和海明威笔下渴望收获的渔夫一样，它要去太平洋寻找属于自己的“马林鱼”——研究热带大洋和大气相互作用之谜，包括厄尔尼诺现象。
船为海而生，人却并非如此。要适应长达几个月的航海生活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哪怕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水手。
“科学一号”上，无论是实验室还是驾驶仓，都会备有一个桶，它们为晕船的呕吐者而时刻准备着。
可以想见，航海的路途中充斥着各种味道：汗味、海水的咸味和苦味，甚至呕吐物的味道。
有位50多岁的老船员，吐掉了自己的假牙，结果一路上都只能吃流食；刚刚大学毕业的科研人员因为晕船，哭着求船长把自己送回几千里之外的大陆；还有个部队复员回来的船员，因无法忍受颠簸，试图“跳海”，被船长喝声拉住;甚至有船员，结束了某次考察后，悄悄地另寻职业……
最后，大家都练就了吐完后各干各活的技能。
就在那段带着气味的日子里，在远航太平洋的考察中，科研人员发现了菲律宾海岸附近的“棉兰老冷涡”，以及它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密切联系。
在厄尔尼诺期间, 棉兰老冷涡变得较强；而在非厄尔尼诺期间，冷涡变得较弱。也就是说，如果海洋科考发现棉兰老冷涡有变强的趋势，那么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迎来洪涝的可能性。
这改变了对有关太平洋西边界流动力学结构的传统认识，加深了对太平洋西边界流动力结构及其对热量输送和气候影响的认知。
除此之外，“科考一号”在中国陆架考察中，发现了中尺度涡“东海冷涡”，推进了中国陆架环流的研究。
这些关于西太平洋的研究，在80年代以前“想都不敢想”，而早些年获取的一些数据和资料，放到今天甚至可以称得上“绝版”。
“就像给自己做了一个墓碑，但器官和血液还在其他身体里跳动和流淌”
在这场退役纪念仪式上，20多名退休的老船员和科学家琢磨起了一件事：凑点有趣的故事，给“科学一号”出本书，记录他们“曾经伟大”的时光。提议一出，这群加起来已经超过1000岁的人突然间感觉找到了兴奋点，谈话中夹杂着喊声和笑声。
近一段时间，俞锡春午睡时常常做梦，梦见在“科学一号”当船长的日子。年纪越大，过去的事却反而清晰起来：日复一日每天三班倒科考的日子，为了进行定点测样而持续24小时的作业……
有一次，科考船在钓鱼岛附近进行海底地质测样。日本的巡逻艇过来，用中文对船上的人喊话：“你们不要在我们的海域上停留，快离开。”
俞锡春抽着烟，不慌不忙地用扩音器喊话：“我在我们的海域做科研，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
太平洋是台风的发源地，“科学一号”在一次科考途中碰上了5股台风的夹击。台风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移动着，范围波及500海里。如果就近避风，需要原地等待14天，台风才能过去。这将延误整个考察计划。大家决定就在5股台风中间寻找一条出路。
当时的船长隋以勇胸有成竹，驾着船最高以每小时19海里的速度在台风的夹缝中穿梭，实验室的烧瓶撞击得“叮叮”作响。
“厨子做饭，需要好的食材；战士用枪打仗，需要子弹，而科学家做研究、需要一手准确的资料，我就是要给科学家提供最好的‘食材和子弹’。”隋以勇认为这是职责所在。
大家原本已经准备好了在船舱里躲两个星期的台风，结果上甲板一看，风和日丽。第二天，作业就又开始了。
现在，隋以勇已有两年没出海了，他喜欢在家里吃饭，但不爱吃鱼。他与女儿的关系比从前更亲密，时常用微信给女儿发信息、打电话，聊聊生活中的点滴。
这多少有点弥补亏欠的意思——女儿出生时，他并不在家人身边。孩子成长中，他自问也“没尽到太多责任”。
“我最好的岁月都和‘科学一号’在一起”，隋以勇说。
如今，科考船上的设备更新了一代又一代，测量温度、盐度、深度的设备已经比从前精确数十倍；探测深海物体不再需要用网捞，取而代之的是声波技术；当年布满一个房间的GPS设备已集成为一个小盒；中央空调与热饭都已经不再是问题，最新型的“科学号”上甚至有网吧和游戏室。
再过两年，“科考一号”最后一任船长隋以勇也将退休，而此前的四任船长，一半已经去世了。
曾经显赫一时的“老船”离开了大海。未来，它将变成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和海洋科技人才实训基地，驻驳在青岛的海军公园。为把效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老船”里的设备也被拆分到各个科考船里。
“就像给自己做了一个墓碑，但器官和血液还在其他身体里跳动和流淌。”隋以勇淡淡地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兰天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