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高考时。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再也没有一场考试比高考更能影响命运的了。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考生而言,能否考上大学与将来“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画等号;至于上世纪90年代的高考生,在市场大潮冲击下,高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加多元化,伴随的是大学收费和自主择业;如今,高考已经从能否上大学的竞争变成能否考上名校的竞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出国留学。高考见证着社会变迁,也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1992年,湖南实行高考改革,一改以前的文理两科,分为四类:文史(语文、外语、政治、历史)、理工(语文、数学、外语、物理)、生化(数学、外语、化学、生物)、地质(语文、数学、外语、地理)。在高一、高二的学习中,我几乎完全按照文理两科的惯例进行,突然而至的改革让人不知所措。数学是我的强项,也是我喜爱的科目,在文科高考中,我知道数学是制胜的秘诀,而文学专业是我的理想。自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要学文学的愿望,政治、历史一直是我犯怵的科目,尤其是历史,我得承认记忆力不好这个事实,而政治课生硬地知识灌注,也让我无法找到学习的快乐。高考改革,让我陷入了选择的困境:是选择包含数学能增加考试胜算的分类?还是选择能进入自己喜爱专业的分类?经过内心搏斗,我说服自己,要听从内心声音,尊重兴趣,尽管害怕历史和政治,但还是选择了“文史”科类,以便能进入我喜欢的中文专业。
高考的结果既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只够上一所专科学校,差本科线4分,而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平时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居然考上了北京大学,成为当年轰动全校的新闻。我说服父母送我复读一年,但父母和周边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复读,说是能应届考上大学也不容易,毕竟当年录取率低,就算是专科,也是精英教育。况且,当时大学还没有并轨,学费低,包分配,在跳出农村,改变身份这一点上,读专科和本科、名牌大学没有太大差异。这样,我再次说服自己,不要复读,来到岳阳大学,念中文专业。
岳阳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地方大学,1985年才创办,到我进校时,才刚刚建校7年,学校励精图治,学风极严。我印象深刻的是,刚刚进校的时候,班上有6个组的同学,但到毕业时,只剩了5个组,有7个同学因为补考、挂科、舞弊等原因,被开除或留级。制度的执行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当时压根儿就不存在找关系、开后门的说法,我们眼睁睁看着朝夕相处的同学提前离校。1995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至岳阳一家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当时企业效益还不错,能进市内的国有企业,也算过得去的选择。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1997年,我在厂部机关工作两年后,因为碰上国企改革,减员增效,我被下放到车间,成了一名挡车工。1998年,工厂接单受挫,形势急转直下,我事实上成了一名下岗女工。在无望的生活中,我决心重拾文学梦想,准备考研。经过7个月的努力,我居然通过了全国研究生考试,于1999年重返校园,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研究生。我从工厂突围的经历,就如1992年我的朋友不经意考上北大,再一次在故乡引起轰动。
在短短的5年中,我经历了高考改革,经历了国企改制,这些大的方针政策,对我的人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高考表面看起来没有让我获得一劳永逸的机会,但经由高考锤炼所获得的自学能力和大学起点,却让我受益终生。不能否认,对农村的孩子而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高考确实是他们改变命运最快、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教育资源并未像今天分化得如此厉害的20年前,我的许多同学,尽管在农村中学求学,但最后都能通过高考来到城市,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