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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高考时。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再也没有一场考试比高考更能影响命运的了。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考生而言，能否考上大学与将来“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画等号；至于上世纪90年代的高考生，在市场大潮冲击下，高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加多元化，伴随的是大学收费和自主择业；如今，高考已经从能否上大学的竞争变成能否考上名校的竞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出国留学。高考见证着社会变迁，也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不能想象，距离1977年那个寒气逼人的冬季、我在湖北襄樊参加恢复全国高考的首场考试的日子，已近40年了。
那天，大家走进考场刚刚坐定，就出现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各位考生，我已将考场纪律宣读完毕，现在请你们每个人把自己的手伸向课桌的前方，从下面的抽屉里取出试卷，准备答题”。
为了防止作弊，监考部门想出奇招：考试之前将所有课桌全部调换了一个方向。这对我们这些久未走进考场的人来说，始料未及。考生们的脸上立即出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原本安静严肃的考场也因大家纷纷起身取卷子而弄出阵阵声响。
当时的我，并没有特别地意识到，这次高考让我站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点上。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人生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因为“文革”，在最应捧书阅读的青春岁月，我离开了学校，走向了田野，走向了工厂。
1973年五四青年节这天清晨，18岁的我和几十个高中同学乘着解放牌大卡车，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从江城武汉来到湖北随县贯庄公社插队落户，立志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两年后，也是因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我被招到湖北襄樊棉纺织印染厂印染车间当了一名配料工。襄棉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拥有20万纱锭、万余名职工的现代“托拉斯”。在那段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日子里，我和年轻同事们一起参加了印染轧车的试运行，也参加了汉江边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他老人家以战略家的眼光与宏大气魄，当场拍板，作出了当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消息传来，我妈妈非常激动，她写信对我说，“这是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一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能够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希望你从现在起就开始有计划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高考”。
收到母亲的信，受党教育多年的我，一时左右为难起来。我在车间担任团总支副书记、工段党支部副书记，是工厂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分管领导当面对我说：“你千万不要走，我们最近正在考虑给你提干的问题！”以工转干，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对普通工人来说，是莫大的激励。而听说全省有20万考生准备参加高考，也让我心里直打鼓。虽说以往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毕竟是在走出校门5年后重拾课本，而且要在两个月后走进考场，落掉的功课太多，能不能补得起来？
“要看清时代大势，看清历史的走向。”在母亲的坚持和鼓励下，最终我还是决定当年参加高考。白天，我照常坚持工作；夜晚，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苦学。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企业常年缺电，宿舍只有每层楼梯的拐角处有一盏昏黄的照明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楼道里就挤满了炒菜下面、缝衣绣花的青年女工，根本无法看书学习。
于是，我只好强制性地调整自己的“生物钟”：每天晚上早早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便起床跑到公共盥洗室复习功课。鄂西北的冬天特别寒冷，我每天披着一件军大衣学到天明。在艰难复习的那段日子，除了课本以外，隔三差五我总会收到武汉寄来的一卷卷裹得严严实实如小擀面杖般坚硬的印刷品，里面全是父母四处搜罗来的各类复习卷子。
高考结束以后，我在忐忑不安中静等消息。一天，有位同事跑来向我来报信儿：“生活区的大门口张贴红榜了，你榜上有名！”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一人悄悄跑去看榜。天哪！在全厂38位上线考生中，我的名字果然排在第一行第一个。1978年3月，我来到了魂牵梦萦、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度过了4年珍贵的学习时光；1982年2月大学毕业前夕，我在工作意愿栏里明确表示：“希望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最后也如愿以偿。
今年4月，我回到离别近40年的襄棉。在我曾经留下青春印迹的地方，如今，除了两只高大的烟囱作为标志物矗立在那儿以外，再也找不到企业昔日的容颜和气息。襄棉，已在世纪之交的企业改制浪潮中被彻底淹没，不复存在。而我，因为高考改变的人生方向和拿到的新船票，不仅幸运地避免了下岗女工的曲折命运，而且能够站在更高平台上，以更宽阔的视野，仔细打量这个世界，用手中的笔记录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的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