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狗可以，但应避免自己的欢乐变成别人的困扰

    小时候，我是一个怕狗的孩子。当时，家周围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有别于城里人放在家里的宠物犬，这些看门狗处于一种散养的状态。看到小孩子，狗总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喜欢追着你跑，对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威胁。那时候，我学会了对付狗尾随的方法，比如迅速蹲下，狗就会跑得远远的，这是因为村里的狗本能地觉察到你会捡石子袭击它。到了城里，似乎再也没有一只宠物狗会对人蹲地的动作感到紧张了。

    幼年的这段经历，让我很容易理解一些人的“恐犬”情绪。何况，城里孩子从小就被教育不要接近狗，在一些家长眼中，孩子与宠物玩耍就像玩火一样“危险”。这些孩子长大后，会以同样的“恐犬”心态影响身边的人，以至于下一代。这种狗与人的关系，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扭转。

    在我们的文化里，狗也是面目模糊的角色。一方面，像世界上很多文化一样，中国文化也传播着对忠犬的赞誉，甚至将之神格化，比如二郎神身边的哮天犬；另一方面，狗的名称常被用于骂人词语中，成为地位低贱的象征。狗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可被利用的资源，毕竟，它在传统乡土社会的作用主要是看家护院。相比受游牧文化影响至深的西方文明，中华文明骨子里的农耕文化对狗的依赖性较弱，更不会把狗当成狩猎过程中的亲密伙伴。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养宠物日益成为一些人的基本需求。牵着几条狗逛街的大妈，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空巢老人通过养宠物的方式排解寂寞，而狗作为最容易让人获得交流感的动物，成为养宠物的人的第一选择。近年来，年轻人也开始养狗，生活压力大、在城市生活的孤独感，都是他们养狗的理由。可以说，狗已经从一种“奢侈品”变成一些人生活的日常伴侣。

    然而，依然有很多人与狗保持着距离感。正所谓，你有养狗的权利，我也有不喜欢狗的权利。面对这种矛盾，城市文明理应比传统的乡土文明做得更好。在我小的时候，遇到自己不喜欢的狗，只能采取一种消极的防御姿态。而在城里，狗主人有义务约束狗的行动范围，正如人与人之间保持合适的距离一样，狗和人之间也应该保持合适的距离。那种粗放的放养狗的方式，显然不适应人口密集、环境复杂的城市。

    传统的工具化的狗逐渐消失，现代的生活化的狗进入家庭。不少人乐于把狗当成家庭成员，乐意为狗的生老病死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但传统习惯依旧在一些地方和一些人眼中根深蒂固。在有人愿意为死去宠物举办一场体面葬礼的同时，宠物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美味的食物——广西玉林民间自发形成的狗肉节是这种美食观表达的极致，动物保护主义者当街拦运狗车的举动更是屡屡成为新闻。

    作为爱狗者，我当然不愿狗成为屠刀下的食物。不过换位思考，对一位狗肉美食家来说，或许吃狗肉在他眼中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食肉的角度看，吃狗肉和吃猪肉、吃牛肉到底有多少本质不同呢？改变饮食习惯并不容易，试图用违法手段制止狗被宰杀，更会激发民意的反弹。爱狗者似乎更应当从这些角度寻求突破：调查狗肉的来源是否合法，是否经过正规的检疫程序，并努力让宰杀的过程更合乎人道。

    狗是有潜在攻击性的动物，的确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困扰。养犬者有必须履行的义务，比如，按时带狗到宠物医院打狂犬疫苗，遛狗时坚持使用牵引绳等。在发达国家，狂犬病已经非常罕见了，这是因为养犬者坚持给狗打狂犬疫苗。在中国，“恐狂症”这种心理障碍的存在，一是因为公众还没有对狂犬病传播方式形成科学认知，二是因为狂犬疫苗接种率仍然较低。而遛狗不用牵引绳不仅危及他人安全，也是对自己的狗不负责任，很多狗走失或发生意外事故，都是主人遛狗时任其自由行走造成的。

    狗不是什么珍稀动物，但是，在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出台了许多严格法律的情况下，对宠物的保护与养宠行为的约束，法律法规依旧存在许多盲区。即便从实用性的立法思维考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宠物与人类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会更加深入，出台更细致的法律已是不得不补上的功课。比如，下更大力气推广狂犬疫苗接种，降低接种的经济门槛，在限制某些烈性犬种的同时，放开对养犬的体型限制。此外，如果出现了人与宠物犬的矛盾，狗袭击人类或者人虐待宠物时，也应该有相关的法律约束和制裁。

    对养宠人来说，在享受与狗共度的快乐时光的同时，应该避免自己的欢乐变成别人的困扰。对不喜欢狗的人来说，在理解养宠人需求的同时，也不妨有礼有节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毕竟，人与狗的良好关系，建立在理解、包容和支持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