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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已经成为当下最新热词。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也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日前，在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创新创业教育研讨会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那些在去年的研讨会上还在讨论用什么形式建设创业学院的高校教师们，如今大多数已经成了创业学院的院长、副院长，而他们讨论的话题，也开始向纵深发展，“创业学院建了那么多，接下来到底怎么办？干什么？”
校长兼创业学院的院长才能把创业学院做好？
据与会的浙江某创业学院院长介绍，浙江省教育厅在2015年8月时下文，提出了关于创业学院建设的目标。“我当时记得最清楚的是，要求今年3月底除特殊学校外都要建立创业学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查询发现，浙江省教育厅确实在2015年8月31日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高校建设创业学院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要求，2016年3月底前，全省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除公安类等特殊类型高校外，普遍建立创业学院，并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这份《意见》同时提出，选择若干所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意愿强烈且具有较好条件的院校进行专科“2+1”、本科“3+1”（2年或3年分散在各学院，1年集中到创业学院）或专业硕士“4+2”（4年本科，2年专业硕士进创业学院）进行新型创新创业骨干人才培养。这种骨干人才培养，到2017年应建设30所左右示范性创业学院，形成10万人左右在校生规模。
上述院长介绍，据他了解，截至今年4月初，浙江高校已建设各类创业学院99所。
但问题是，大家在8个月内匆匆建立创业学院后，对于创业学院到底怎么办、干些什么、谁来干的问题还没有研究透。
“按照教育厅的要求，每个学校要各有特色。这对一些资源丰富的学校来说不难，但对更多的学校而言，不容易。”在浙江，有的学校与团组织合作开设创业学院，学院设在学工部下，但组织机构目前尚未搭好；有的学校创业学院与企业合作，学生处副处长兼学院院长；有的创业学院因为人手稀少，主要搞创新创业竞赛为主；还有的创业学院直接与企业合作办学，学生创业收入与合作企业五五分成。
这位院长最大的困惑是，创业教育到底归口学校哪个部门来管理。
“我到南京做过交流，江苏整个创业学院体系几乎都是放在教务系统；我们浙江是放在学生处系统；还有的放在团委。到底怎么搞真是个问题。”他说，实际上创新创业教育应该各个部门联动、整合资源，但“资源整着整着就整不清到底谁来牵头了”。
这样的问题，江西财经大学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彪文也遇到过，“我个人认为校长兼创业学院的院长才可以把创业学院做好。”刘彪文说，高校里各个学院都是按条块发展，创业学院需要动用各家之长，“不以学校的名义，不行。各个部门只管自己的发展，创业学院一家统筹不了。”
据悉，目前像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就是由校级领导担任创业学院院长，以解决统筹协调等问题。
师资困境导致创新创业教育更多关注“比赛”
天津财经大学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张立艳也注意到“创业学院多，创新创业教育实质内容少”的问题。
实际上，早在2005年“钱学森之问”提出开始，我国很多高校就开始在各自校园内尝试推进创新型教育，有的学校用勤工助学的方式鼓励学生创业，有的学校开设早期交叉课程鼓励不同专业学生一起做研究等。
近年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教育部正式下文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其中创业基础必修课、创业比赛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但根据张立艳近年来参与各种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经验，她说，“现在看来，全国的创新创业教育核心首先都集中在比赛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大赛。”关注度排第二的是“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包括课程设置、组织调整等。
回到最为关键的创业基础必修课上，各所学校的介入就“特别少”，连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很少，“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课搞不清楚该怎么上，连老师是谁都搞不清楚。”张立艳说，创业基础课很难找到合格的师资。
刘彪文对此表示认同，“大多数老师都是学院派，有一些东西走得都不如学生快。另外我们的资本在哪里，资本是必然的决定性因素，资本是创业的源头，所以我们觉得有很大的难处。”
张立艳介绍，天津财大从10年前就开始开设创业基础课，这门课程的教材“改了10年”，“因为不停出错。经常发现各种问题，一直在改。”
此外，学校还有一套“案例卡”，总结了300多个实际发生的创业案例，其中几十个是发生在学生身上的案例。而“案例卡”就是用来弥补老师的不足，这种案例培训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老师适应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真的“雷声大、雨点小”吗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有关创新创业教育目前“雷声大、雨点小”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对高校内的实践者造成了困扰。一些正在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总会觉得“学生创业比例低”有些“拿不出手”。
南方一所高校创业处处长就直接用数字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今年我们要报省里一个创业比赛，我预计学生们可能报300多个项目，但实际报下来，只有100多个项目，有的学院甚至一个项目也没有。”
这位老师认为，学生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参与度与学校的积极性相比“差得太多”，“感觉学校很积极，学生很无所谓的样子。”
与学生“无所谓”呈现正相关的，是指导老师的积极性也不高，“指导老师的主动性也不是很强，万事总要讲报酬。这牵涉到体制机制问题。”
他举例说，学校有两个学生的创业项目得了很多奖，很多投资公司愿意投钱给他们创业，但两个学生不愿意创业，“真正好的项目却不创业，在学校里面搞一搞，拿个奖就算了，毕业后直接创业的，我们学校里相当少。”
对此，刘彪文认为，尽管外界总是评价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2%～5%，想要以此佐证鼓励大学生创业并非明智决定。但实际上，正在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高校，并不需要拘泥于那点“创业成功率”“毕业后创业率”这样的数字。
“一个学生在高校里面进行创业实战，哪怕失败了，你能不能看到他的另一种成功？就是他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刘彪文认为，高校应该不遗余力地鼓励大学生大胆创业，“要给失败者更多的包容，我们的底线是‘能力提升’。”
这种能力提升，要求学生在校园里就进行实战。刘彪文认为，“实战”中有一种做法要尽量避免——成立一个基金，让老师做信用担保，借钱给学生创业。刘彪文说，这种方式一是没有老师愿意承担风险，二是学生自己也害怕失败不敢贷款。
“最好的办法，就是几个学生和老师自己凑点钱，能做多少算多少。这是一个试错的成本问题。”刘彪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