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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异后，小凯一直和父亲生活。后来，父亲因诈骗入狱，小凯才来到母亲身边。由于从小和母亲疏远，又常被奶奶灌输“你爸进监狱都是因为你妈”，小凯不肯听母亲的话，亲子关系十分糟糕。奶奶还常对他说：“你爸欠的钱将来都得你还。”导致才读二年级的小凯竟然“不想活了”。
接到这个个案，北京市海淀区彩虹之家青少年服务中心的“菜鸟”社工郭茗轩头都大了。“一个孩子给我了，我该怎么办？”
郭茗轩读大学时学的是文秘专业。刚到彩虹之家面试时，她连社工是什么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地跟着督导老师干了一段时间，才算“摸着点儿头脑”。虽然自学考取了社工师资格证，但郭茗轩处理个案没什么经验。于是，接到小凯的个案后，她向“导师”发起了求助。
“督导制”引入权益工作
在专业的社会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督导”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即由机构内资深的工作者，对机构内新进入的工作人员、一线初级工作人员、实习学生和志愿者，通过一种定期和持续的监督、指导，传授专业服务的知识和技术，增进他们的专业技巧，进而促进他们成长并确保服务质量的活动。
团海淀区委也把“督导”制引入了权益工作，在彩虹之家青少年服务中心和社区青年汇等机构的社工们身后，就有一支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导师团”，指导社工开展工作。
团海淀区委副书记尹鹤灵大学时学的就是社会学专业，因此他清楚地知道，要确保社工工作的有效性，一定要有专业力量在背后作支撑。“我刚到团海淀区委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和一些专业的社工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探索专业力量的介入。但彩虹之家的社工和团干部对社工的理论和实务掌握的还不是很透彻”。
一次，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交流时，尹鹤灵得知，在美国、 中国香港等社会工作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优秀的社工可以同时处理10个个案。而当时彩虹之家的社工，大概只能同时处理两三个个案。
尹鹤灵还发现，社工们的工作方法有些“原始和单一”，“每天就是打电话”。而且，他们还会“不切实际”。“有些人提出的问题太大了，社工无法解决，就会产生挫败感。”尹鹤灵说，“社工要确定自己的行动边界，单兵作战，这也是不专业的表现。”
由于种种原因，社工专业毕业的学生从事相关工作的并不太多，而许多社工都和郭茗轩一样，并非“科班出身”。“只要社工有爱心、有耐心、有信心，他们欠缺的专业能力，我们请导师来补课。”尹鹤灵说，“师傅带徒弟，比上学要快，相当于‘速成班’。这也是无奈之举。”
摘掉“不专业”的帽子
海淀区高校众多，教育、科研资源丰富，这是一个“先天优势”。团海淀区委请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马凤芝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童小军教授等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权威学者，以及资深教师、心理咨询师、法官、检察官等专业人士组成“导师团”，从不同角度为社工们提供支持。
在处理小凯的个案时，郭茗轩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去“找导师聊聊”。导师告诉她，要解决小凯的问题，仅凭她的一己之力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专业力量。于是，郭茗轩联系了心理辅导老师，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终于修复了小凯和母亲的亲子关系，小凯也活泼开朗了很多，变化十分明显。
导师们定期开展培训讲座，和一对一指导相结合，帮助社工开展工作。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个案管理，只不过社工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成为了个案帮扶对象。此外，导师们还会主持学术沙龙，开展课题研究，多角度提高海淀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的专业化水平。
独生子女“脾气大”，特别容易打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彩虹之家社工任建雄和同事们一起走进校园，开展小组活动，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作为实习生也参与其中。每次活动后，实习生会把活动记录带回学校，给马凤芝教授“交作业”。
起初，由于“不专业”，活动记录写的特别简单，无法体现小组活动的目的、意义、专业方法。经过“马导师”的指导，任建雄的活动记录写得越来越好。
除了课题研究的经费和讲课费，老师们担任社工“导师”没有工资，却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导师和自己的硕士生、社工一起参与到彩虹之家的管理中，对他们的学生来说，彩虹之家提供了一个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的渠道，让他们能够真正参与到社会实践。”尹鹤灵说，“另一方面，这些常年从事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对彩虹之家所在地清河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怀。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曾经开展过著名的‘清河实验’，这对今天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仍具较高的解剖研究价值。”
“正牌弟子”与“编外学员”共成长
在督导的同时，导师们还把自己的“正牌弟子”带进彩虹之家，让这些具备丰富理论知识的社工专业学生和年轻的社工一起工作，共同成长。
五年级的小娜严重厌学，焦急的母亲求助于彩虹之家的社工。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梁栋正好在彩虹之家实习，他和社工共同参与了小娜的个案。
经过了解，梁栋发现，小娜就读的学校处于城乡接合部，而小娜家庭条件不错、学习成绩很好。母亲常对她说：“不要和穷人家的孩子玩。”老师常对她说：“别和学习差的同学在一起。”导致小娜“不知道能跟谁交朋友”。
社工们把小娜带进团体活动，鼓励她和小朋友们分享、交流，成为朋友。慢慢地，这个原本就很活泼的小姑娘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凭借丰富的理论知识，梁栋敏感地意识到，小娜的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体现了本地社区居民和外来人员之间的矛盾。“团海淀区委和高校建立联系，就是为了能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探讨青少年发生的问题，而不仅是停留在个案表面上。”梁栋说。
在学校里，梁栋是王思斌教授的学生。他发现，和平时上课的时候相比，王老师在彩虹之家开讲座讲解的内容“更加具体”，还会结合彩虹之家机构发展等问题，提出一些特别的思考。
如今，梁栋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教师。提起在彩虹之家实习的经历，他记忆犹新。“我们实习生和他们的社工，都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经常一起讨论分析问题，一起实践。在理论方面，我们可能能帮助到他们，但是在生命的成长方面，我们给彼此的帮助是相互的”。
目前，团海淀区委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合作，研究制定了一套个案帮扶档案，每年帮扶对象有40~60个，还与超越社工事务所、睿博社工事务所、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等专业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社工导师制不但为社工提供了专业化支持，也推动了海淀区共青团组织建立自己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密切了共青团组织和驻区高校智库的联系。”尹鹤灵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黄丹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