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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讲一个故事就像是在餐馆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作家们总是掌握着主动权，希望一句问候，一个眼神或者动作，让你心领神会。于是，你们达成了某种默契，开始眉目传情。很可能失败，那一大段有关故园的沉静描述，或者“只有在您风华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之恭维，就是提不起你的兴趣。你拂袖离去之时，我看到了一张无奈懊恼沮丧的脸。
也有“调情”的高手。马尔克斯一句简单的“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就逗引着我忙不迭地随他而去，一边追赶他的脚步一边急吼吼地发问：行刑队为什么要枪决上校，冰块一点也不稀罕，还需要“见识”吗，那个遥远的下午发生了什么？ 我不想故作高深地以“叙事时间线的错位”来琢磨这一次的偶遇，作为普通读者，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要“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他总得有某些诱人之处，不然干吗搭理他？
一个能够瞬间“秒杀”的微笑或者眼神真的很不容易。“开头很难啊”，阿摩司·奥兹语重心长，加缪肯定也深有体会。要不，《鼠疫》里的格朗，也不会有把一部书的第一句话写了又写，写了一百遍，还是没写出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知道他写了一稿又一稿，究竟写了多少稿，重写，毁掉，咒骂，乱画，揉成团，扔进火里，扔进抽水马桶里冲走，最后定下来‘就这样了’”。可我真心不觉得《白夜》那个抒情感伤的开头好，虽然奥兹很体贴地辩解，“这个很糟糕的开篇句也许是作者故意写的，事先谋划好要写这么糟糕的”。你们惺惺相惜好了，我可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你有没有发现，在坐下来敲出一篇文章的前200字之时，它的大体模样，好与坏，基本就定型了。
可是往往，一篇文章最精彩的部分可能不是开头，写着写着才渐入佳境。我就很多次遭遇这样的打击，强势编辑王老大时常在看过文章之后发来指令：某一段话应该放在最前面。简单的指示如羽毛般滑过手机显示屏轻盈地飘来，我马上听到了拆掉水泥框架的沉重敲击声。你知道，在老房子上敲敲打打，比装修新房子难得多。
难怪有的作家从来不从头写起，而是从故事的中间选上几个容易的场面先热身。不过我想，大多数聪明的写作者通常会想好的开头再动笔，否则，“装修”的工程量太大。
这个怎么样？
这是一段回忆。1996年2月一个多云的上午，我收到家母从圣路易斯寄来的邮件，是情人节包裹，含一张粉色浪漫贺卡、两根四盎司的Mr.Goodbar 巧克力棒、一颗别在线圈上的心形镂空花纹饰品，以及一份神经病理学家做的家父的脑部尸检报告。
——乔纳森·弗兰岑《父亲的脑》
还有这个：
一天，蒙田在巴勒丢克看到西西里国王勒内的一幅自画像，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他能用蜡笔为自己画像，难道我们每个人拿起笔来描绘一下自己就不合法吗？”——维吉尼亚·伍尔夫《蒙田》
我眼前浮现出伍尔夫的身影，大半夜在房间神经质地来回踱步；还有海明威，灌下了足够多的威士忌，刚刚抓住了灵感的一丁点儿尾巴，却被酒吧里突然爆发的大笑声赶走。说“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的奥兹呢？嘿嘿，正在和了无生趣的书桌中间的一叠纸较劲呢，它们“仿佛月球表面的一个火山口”，带着嘲讽的表情，冲着绝望的他咧着没有牙齿的嘴巴乐：“开始吧，咱们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动我一根指头？”
是不是因为开头太难写了，才激起了奥兹的好奇心，让他写了这本随笔集《故事开始了》，仔细探究那些小说的开头：果戈里笔下的鼻子，伊兹哈尔笔下的橘黄色调，阳台上的母牛，雅各布·沙卜泰的叔叔们，卡夫卡笔下恶魔似的马……
可能那些小说你一本也没读过。就像契诃夫的《带狗的女人》一样，作家扔下了一根骨头，这根骨头逗引你的狗，而那条狗又把你带进精心设计的故事里，你们之间的恩爱情仇就此开始了。
不过，当心误入歧途。可不是所有人都会乖乖听话，跟随作家精心谋划的开篇，开始迷宫探险或者与君共舞。弗兰岑本来是要我跟着他一起“批判”美国小说的，他写道：“我对美国小说的绝望始于1991年冬，当时我逃到雅多——位于纽约上州的艺术家聚居区——写我第二本书的最后两章。我刚和妻子分居，在纽约市过着自我强迫式的孤独生活……”可我立马跑偏了，美国小说？噢，不！告诉我你为什么和妻子分居吧！
至于偏爱弗兰岑的王老大，正被书店的销售员带着，穿过一排排书架，走向心理咨询货柜，寻找老弗的文学随笔集《如何独处》。
冯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