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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了，东北国有企业再不加快改变固有的经济结构和体制，必定是死路一条。”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教授汤吉军直言。
在以增速减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动力转为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为特点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供需错位等弊病，也随之深层次暴露，被有些学者定义为“新东北现象”。
在汤吉军看来，解决高负债、合理去产能、加快科技创新、建立有活力的机制，是东北国企改革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破解“新东北现象”的重要突破口。
通过改革解决国企负债问题
近期，东北特钢债务违约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而其董事长杨华突然自杀身亡，更为之增添了一层灰暗色彩。人们已经无法回避国企的债务问题。其中，许多依赖高负债扩大生产规模的东北国企更是饱受争议。
“企业有债务，再正常不过，民营企业同样有。”汤吉军分析，之所以负债成为众矢之的，问题在于债务作为投入成本，不再有利润前景。“企业产品丧失市场需求，债务当然很难偿还”。
尤其是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遭遇塌陷式下滑，国企债务和产能等问题也自然被外界紧盯。
不过，在吉大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张东明看来，东北经济下行，并非是被国有企业负债所累；相反，是经济下行才导致了国有企业负债问题愈加突出。
如何解决东北国企的债务问题？
汤吉军认为，清理一批靠借贷和政府支持而免于倒闭的僵尸企业，特别是重点清理在钢铁和煤炭等资源性行业的僵尸企业，是解决国企负债的关键。
目前，东北三省有众多“一无有效资产、二无生产经营活动、三无偿债能力”的企业。它们实际上不仅无法向社会提供价值，而且成了改革发展的 “硬骨头”。如何平稳地埋葬它们将是东北社会的考验之一。
不过，这仍是治标之策。 张东明认为，“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改革解决负债问题。” 国外不少国有控股企业都没有负债。他分析称，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成立国有企业投资公司，以及进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通过资本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变成了一种国有资本的投资模式。这样，企业的负债程度可以由企业运行部门和董事会来决定。
“董事会不再是由以往的国有投资公司或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来控制，而是由多元化的股东共同决定。”张东明解释，国有企业完全由原来的管人、管资产转化成为资本的股东。股东只负责投资，若经济效益不好，可以退出。国有资本退出后，企业不再是国有企业，也就不存在国有企业负债问题。如此，企业负债就不会成为国有资本的拖累。
科技创新最迫切
近日，在2016夏季达沃斯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谈到要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的去产能。而产能最大的难题是人往哪里去，企业要采取多种措施使职工转岗不下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对职工分流安置给予必要的支持。
对东北来说，这也是必须要迈过去的坎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龙煤集团因严重亏损，拖欠职工工资等问题成为焦点话题。在外界看来，企业“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人员分流安置、非经营性资产转让等是当前龙煤集团改革脱困发展的重要工作。
张东明说，东北多数国有企业长期产能过剩，特别是资源类行业。据他了解，东北不少国企有个称之为“以销待产，以产定销相结合”的生产标准，不仅在订单基础上生产，还会超前生产再找订单，尽可能更多地占有市场份额。
“这是因为国有企业要养活很多员工，企业宁愿停产也不减员。”张东明认为，国有企业自身的特定属性，决定它不能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还要保障员工利益。“经济向好时，都羡慕国企员工，经济下行时，这些人又被外界看成企业的负担”。
如何分流安置去产能中的剩余劳动力？
汤吉军建议，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服务业来吸纳。他同时认为，当前国家经济状况要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好得多，民营企业已占半壁江山，不会出现大批分流人员下岗现象。
吉煤集团副总经理杨庆贺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产能过剩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至少要三五年。”
据了解，吉煤集团共有28口矿井，3至5年内，会陆续关闭，只留8个主力矿。为转移富裕人员，企业加大了域外煤炭开发力度，在内蒙古东部建立了煤炭资源补给基地，在云南建立了主焦煤开发基地。此外，还要重点发展非煤产业转移劳动力。
不过，专家们一致认为，东北国企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进行科技创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与国内南方地区相比，东北国有企业最大的症结在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张东明举例称，长春一汽集团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从立项到审批已经5年过去，但未见有大起色。他认为，这是因为东北地区国企把维持现有经济效益看得比创新更重要，缺乏南方国企的市场前瞻性和风险意识。如今经济下行，市场倒逼，企业才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
急需一场观念革命
今年4月2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指出，加大中央支持力度，允许国有企业划出部分股权转让收益、地方政府出让部分国有企业股权，专项解决厂办大集体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历史遗留问题。
近日，国家发改委还召开了东北地区部分国企负责人座谈会，听取来自钢铁、石油和机械制造等领域10多家企业负责人谈创新投资管理体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等意见建议。
人们期望，东北借国家政策之东风，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推动国企改革发展，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既解决自身问题，又为全国的改革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然而，在汤吉军看来，国家给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支持政策和资金陆续到位，但东北地区执行得不好，甚至有些国企不利用甚至破坏国家政策。“一谈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因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而畏首畏尾”。汤吉军曾遇到一位吉林省内的央企负责人，对于企业改革，要等国家和政府指导意见，企业不敢先试先行，也不懂得如何把国家政策转化为企业自身的市场意识。
汤吉军感慨，东北国企缺少能够捕捉市场需求的企业家。很多企业负责人，长期以来习惯于执行政府命令来发展企业，很少主动寻找市场商机。
企业改革和创新行为大都等着政府来主导，东北国企普遍存在“等、靠、要”的习惯，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市场经济理念还没有在东北地区深入人心，包括政府部门在内。“南方地区则是从上到下，市场和商业意识一气呵成。”汤吉军说。
他强调，当下，正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东北地区激烈较量的时期。目前东北仍然计划经济气氛浓烈，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供给侧改革的压力也更大。
不仅如此，汤吉军还指出，东北区域一体化没有形成，缺少良性合作，生产要素不流动，致使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近10多年来，东北国企内部运行机制几乎没有变化，地方政府让利政策有限，改革进入了瓶颈期。
今年3月辽宁公示了部分改革试点国有企业名单。“慢了好几拍。”张东明评价。
他认为，要想能顺利改革，首先要解决掉思想观念僵化这个拦路虎。僵化思想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和政策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固有观念也不是不能改变”，张东明建议，可以定期和经常召开研讨会，由相关学者对政府和企业负责人进行经营理念的更新，提高其市场前瞻意识。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文成则认为，东北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也急需提高。他接触过几位南方企业家，提到来东北做生意，会直摇头。对方打怵的是“东北政府部门服务意识落后，办事多靠人情”。
王文成同时认为，“东北国企改革也不应急于求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公益类国企，重点改革的则是经营管理机制，而不是产权和股权。公益类的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应凸显社会公益性的相关目标。
“国企改革可以设置3至5年目标，一谈改革就认为要一二十年的说法不靠谱。”汤吉军说，现在国有企业正在经历断崖式冲击，是改革的最佳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