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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编者的话
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95周年诞辰。站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回望中国共产党九十五载风云岁月，我们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国青年的命运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代青年要有所作为，就要坚定信仰跟党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从来都把青年看作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从来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我们的人民正在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当代青年要在时代的舞台上展现风采、发光发热，就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意气风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的激情和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思想者》推出一组文章，以示纪念，以飨读者。
■当我们觉得信仰可有可无，甚至为了物质而丢弃信仰时，这也正是我们背离幸福的时候。因此，做一个幸福的人，就要从做一个有信仰的人开始。
北大图书馆里珍藏着一份“北大月刊”，这份96年前的月刊上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该研究会由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19人，其中14人成为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习近平总书记前年“五四”到北大考察时看到这份启事，就曾感慨道：“追根溯源，看来源头在这里啊！”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专门拨了房间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室，成员们亲切地称之为 “亢慕义斋”，“亢慕
义”取义于“共产主义”一词的德文音译。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做一个马克思的读者，在“亢慕义斋”里，李大钊组织有志青年搜集整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他们时而伏案研读，时而走进群众中进行宣讲。青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接触，就与这一研究会有极大关系，他曾回忆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
如今，在北大图书馆依然能看到盖着“亢慕义斋”印章的共产主义文献。“亢慕义斋”的名字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文明典雅、简洁地结合在一起，我曾慕名专程寻访“亢慕义斋”旧址。
根据罗章龙等人的回忆，“亢慕义斋”位于北京景山东街2号，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两侧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我去的那天，景山东街两侧是成荫的绿树和整齐的民居，并不见“亢慕义斋”任何痕迹，彼时进步青年的身影早已消逝在老百姓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中。
没找到“亢慕义斋”，我索性走进石驸马后宅胡同的李大钊故居，居住在这里的那段峥嵘岁月见证了“亢慕义斋”的成立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李大钊故居的陈设极为朴素，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遥想过去，1916年，留学归国的李大钊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这场运动的一名主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帮助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认为只有这一真理才能救中国，由此开始发表大量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李大钊公开阐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次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写信询问党的名称是否用“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
当时，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并兼任经济系和历史系教授，每月有200~240银元的收入，按当时物价，两银元即可买25公斤面粉，他本来完全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据李大钊的学生张尔岩回忆：“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车，中午不回家吃饭时，自带干粮，有时是一张大饼，有时是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下肚。他不吸烟，很少喝酒。”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居然难以应付买米买菜度日的最低开支，直到校长蔡元培知道此事，亲自叮嘱学校会计，每月都要直接给李夫人送去一部分李大钊的月薪，以安排全家度日之用。
原来，据考证，李大钊把一多半薪金交了党费，用于维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日常活动，以及购买共产主义文献。截至1922年4月，该研究会已有英文图书数百册，报刊上百种，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出版了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等。李大钊的一部分收入还用来资助学生，他还经常到工人中宣讲共产主义，给工人买糖果茶叶，这样一来，留下的薪水确实微乎其微。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钊却回答道：“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对共产党员进行抓捕，李大钊也被捕了，随后社会各界人士曾设法予以营救。李大钊写就《狱中自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企图获取更多党组织的信息，但李大钊忍痛作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最后，李大钊从容就义，他在绞刑架前挺直身躯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你们不能因为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牺牲时不满38周岁。在随后的日子，我们的党正如大钊同志所展望的那样，从建党初期的50名党员发展到今天8600万党员规模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纵观李大钊一生，他生活清贫，几乎没有任何物质享受，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受尽折磨，但我们能说他的一生是不幸的吗？！离开李大钊故居时，正值傍晚，故居不远处的西单商业圈霓虹闪烁、人流如织，我不禁联想，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信仰似乎成为稀缺品，有的人“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不用说甘为信仰而献身，就是为信仰坚守也难做到。这类人比的是金钱多少，比的是职位高低，却很少有比信仰的。幸福产生于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而信仰表征着对美好事物和崇高价值的追求。马克思曾说过，“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而他也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解放而斗争！当我们觉得信仰可有可无，甚至为了物质而丢弃信仰时，这也正是我们背离幸福的时候。因此，做一个幸福的人，就要从做一个有信仰的人开始。
吕其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