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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7月的盛夏，库尔班江·赛买提抽着烟，想起了一个特别冷的冬天。
“外面到里面都非常冷。”
2009年12月的某一天，库尔班江的房东从中介那里得知租客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提出付违约金让他搬走。那年，他刚结束在中国传媒大学3年多的旁听生活，成为真正的“北漂”。同年的早些时候，震惊世界的新疆乌鲁木齐“7·5暴恐事件”发生。
晚上9点多，库尔班江和他拉拉杂杂的家什行李被抛到小区门口。那儿旁边有个老旧的小卖部，从来不抽烟的库尔班江突然想抽一根。在琳琅满目的烟中，他买了一盒“利群”。
“我挑着这个名字买的——‘利群’，我理解的利是有益，群是群体，利群就是有益于群体。”说着他吐了一口“利群”。自从那天抽完20根烟后，库尔班江就认上了这个牌子。
他办“大美和田”的影展；他在《舌尖上的中国2》中拍摄新疆的切糕和烤馕；他出了一本书《我从新疆来》，记录了100个普通新疆人的生活 ……近些年的好多事，多少都暗合着这烟的名字。
他最新的大动作是导演了纪录片《我从新疆来》。上个月，该片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首映礼。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作家王蒙也来到现场。王蒙上台一开口就是一句利索的维语：“我永远爱新疆。”1000多人的礼堂瞬时掌声雷动。
这部纪录片已登陆中央电视台和各大视频网站。有不少留言来自本不熟悉新疆的人，“一定要去一次新疆”。片子的拍摄过程中，曾获得2270人，共87万元人民币的众筹款，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
他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2014年《我从新疆来》一书出版后，库尔班江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接见；今年5月，他又获得了“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如今他已从幕后走向台前。去年，他参加了电视节目《我是演说家》，演讲题为《少数派报告》。各种意义上，这个“少数派青年”赢得了多数人的尊重。
在节目里，库尔班江是乐嘉的“弟子”，他跟乐嘉学了点“性格色彩学”。回头一想，他发现自己是“红加黄”。“红”指开朗、热情、善于交朋友，但也容易情绪化；“黄”指干脆利落、目的性强。
这些特质让他有一种力量，像一个行走的锤子，一路敲碎各种“你以为”。
按一般人的想象，在新疆的维族人和汉族人不易深交，而库尔班江从少年到现在的多年至交就是一个汉族人，闻星。
刚认识的时候，两人都十七八岁。库尔班江第一次知道了周星驰，闻星开始读《古兰经》。
打篮球累了，库尔班江去闻星家吃饭，发现闻星妈妈的维语比自己说得还溜。原来闻星的姥爷那辈就来了和田，库尔班江第一次遇到在新疆这么多代的汉族人。
其实在位于南疆的和田，尤其在玉石行当，身为汉族的闻星才是地地道道的“少数”。有一次，一个维族玉石商人把一块石头卖给闻星，要价800元，后来又反悔，说至少1000元。库尔班江冲到玉石巴扎（市场）问凭什么，那人说因为闻星是汉人。脾气火爆的库尔班江便跟人打了一架。
“你为什么帮着汉人？”
“这和汉人不汉人没关系，他是我兄弟！”现在，闻星仍出没在和田的玉石巴扎，维族商人都知道他会维语，懂《古兰经》，尊重他。这是另一个“少数青年赢得多数”的故事。
正是玉石巴扎里这段特殊的友情，吸引了纪录片导演孟晓程和李小冬夫妇。十多年前，他们原本想以俩人的故事拍一个短片，名字都想好了，叫“兄弟”。
即使现在荣誉加身，库尔班江也总能毫无顾忌地敲碎人们的想象，他获得了“青年五四奖章”，他去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讲座，但他也并不否认年少时打了好些架——他得过全疆少年组拳击亚军，他会主动告诉你他偷过邻居的小狗崽。他十分坦然地承认，自己曾深陷赌博，在半年里输掉过50万元。
“沼泽没到了我这儿。”他用手比画到脖子。
赌得最凶的时候，库尔班江对摄影的热爱拯救了自己。孟晓程夫妇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库尔勒拍胡杨林。据说这片子可能得拍两年，但他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胡杨林，胡子拉碴着，头发一度长过了锁骨。从2004年到2006年，库尔班江跟着孟晓程夫妇——他现在的干爹干娘，完成了有关纪录片的最初学习。
在孟晓程夫妇的帮助下，库尔班江随后来到中国传媒大学旁听。他继续发挥着“锤子”的特质，敲掉那些“理所当然”。一般旁听生在学校的地位略不如正式学生。但“蹭课狂人”库尔班江却并不在意。他总是坐第一排，下课后准备一箩筐问题，讲到了饭点，老师便爽快地请他吃饭。
他有任何问题和要求，都厚脸皮地去找影视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毕根辉教授，包括想和汉族学生一起住；想拍纪录片没有预算；想搞放映，希望申请报告厅。
在库尔班江的大学舍友李畅眼里，“江哥”——因为他比别人都大好几岁，大家如此称呼他——特别爱学习。“他比你见过的大多数人都勤奋，都有目标，都执行得好。”
认识库尔班江多年的李小冬也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超强的行动力，想做的事马上去做。
在纪录片上映后，李畅在微信朋友圈写道：“以前一起吃喝玩乐拍片子，我不懂信仰，不懂坚持，但现在他凭着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对宗教的信仰，猝不及防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来北京十年，库尔班江获得了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事业上，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传播者；生活上，曾经的“北漂”已能在北京城安身立命。但李畅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关键是“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特别嗨”。
“他有梦想，又能完成，你说他多幸福。”说着这话的时候，李畅骑着哈雷摩托车在京郊山里驰骋，他还没找到最想做的事，觉得自己不够嗨。
一路风风火火，到处敲敲打打的锤子也伤到了自己。在摄像机前，他“十几个小时都不觉得累”，为此几乎赔了一只眼睛。
2012年前后拍摄《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纪录片，他在高原长时间工作，以前打拳伤过的左眼渐渐只能看到中间一圈光。当地的医生说没太大问题，因为去中亚的签证特别难办，他不敢回国看。
等夏天回国后，北京的医生把他大骂了一顿：“怎么才来？没见过你这么不负责任的！”
手术过后，他休息了3个多月，期间渐渐好转，就跑上跑下，在医院里拍纪实作品。出现在他镜头里的有同病房11岁的河南小男孩儿，有左眼已挖除的河北大哥。刚手术完24小时趴着的时候，这位大哥帮“小库”倒尿壶。6位病友里，有一位大爷是北京本地人。“小库啊，出院了去我院子，我们抽烟、喝酒、打牌。”他经常这么念叨。可女儿一来，大爷就把手放唇上给库尔班江使个眼色，女儿不让他抽烟。
当初吸引孟晓程和李小冬的是一种相似的情景。库尔班江和闻星，“在他们身上，看不出民族的不同，只是人与人的交往，简单快乐，充满阳光。”李小冬说。
多年后，年纪渐长的库尔班江，自己也在北京的眼科病房看到了这层意义：穿上病号服，他们同为病人，民族、地域并不造成隔阂。
在这“被迫休息”的3个月中，库尔班江仔细计划了以前隐约萌发的拍纪录片的想法。他也越来越想起当年摄像师傅王路对他说过的话。
那是2009年前后，库尔班江离开新疆不久，新疆又成了新闻焦点。他对自己要求很多，觉得自己但凡做得不好，就会抹黑新疆，抹黑维族。
王路问库尔班江，怎么这么累。 “有些事儿做好做坏，只跟你本人有关，不跟你的民族有关。 ” 这事儿王路现在已经没太大印象了，库尔班江却一直记得。
“放下民族，回归到人的本质上看问题”，这成了纪录片《我从新疆来》的整体视角。
于是，6集纪录片呈现的18个人物中，人们看到了不放弃治疗脑瘫儿子的烤串大叔；尽管宿舍局促，仍把女儿接到身边的博士夫妇；带伤上场的中学男孩；为经济形势头疼的深圳通讯店老板；决定独自一个人拍婚纱照的单身女性……对许多不从新疆来的人来说，这些故事也是如此熟悉，似曾相识。
库尔班江认为，这部纪录片是有史以来拍少数民族却不提民族身份的第一部作品。“河南人、广东人、湖北人……哪儿来的人都不重要，都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
在片子的众筹阶段，库尔班江看到这样一条留言：“我不是新疆的，我从来没去过新疆，我甚至被来自新疆的小偷偷过。我是河南人，我现在用我的两千块钱来支持《我从新疆来》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我想证明不是所有河南人都是骗子。”读到这个，库尔班江想哭。
库尔班江的父亲曾失踪过几年，正是一个河南人帮了大忙。更早以前，库尔班江的父亲到郑州，雪夜里拉他的三轮车夫十分卖力，父亲便给了一笔慷慨的小费。多年后，这个三轮车夫在火车站旁开了家小旅馆，收留了生意失败晃到郑州的父亲。
在获得“放下民族”的视角后，库尔班江的计划和雄心，又越来越与新疆、与自己的根本有关。第一部纪录片播出不到一个月，第二部《我从新疆来》已提上日程，最近他都忙着开策划会，到处见人、找资源。
来自新疆且身为维族，是否会给库尔班江的纪录片带来更多关注？片子是否回避了一些遭受偏见和不公的故事？
库尔班江被问过好多次这类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就带着标签，自己并没有标榜自己的身份，《我从新疆来》能受到关注，根本的原因是“这个时代缺乏沟通”。
片子的每个故事中，都展现了人生的挫折，“特殊安检”和“酒店检查”等新疆人的常见遭遇，在他看来是一时的社会机制的不足。“要这个能成为挫折，我早就颓废了。我选择去想切实的办法。”
现在，库尔班江全情投入的“办法”，是达成更好、更深入的沟通。第二部《我从新疆来》的书籍即将在今年夏天出版。未来，库尔班江不仅要拍全国的新疆人，还要拍世界各地的新疆人，他还设想把纪录片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会更有力，更有深度”，库尔班江特别自信。
紧张起来，他也特别紧张。作为一个“饱和度”特高的人，他的各种情绪都来得强烈。首映礼前一晚，库尔班江翻来覆去，一夜没睡着，一遍遍想着明天的环节会不会有差错。
到第二天下午两点，他空着肚子，换上了西装。灯光暗下，弦乐响起，一瞬间，宽慰又来得如此彻底。大屏幕里播放着纪录片主题曲《我从哪里来》的MV。库尔班江眼里跳动的光芒格外闪耀，泪珠正在他深深的眼眶里打转。
他脑子里大致是空白的，零星闪过一些感受：从无到有自己真的做成了！来北京这十年没有浪费！库尔班江完全忘记了此前的忐忑，变成了一个傻傻的，全情投入的观众。
歌声悠扬，配合着新疆的传统乐器弹布尔，歌词唱着：“曾经那个孩子，那个少年啊，如今已是勇敢的牧羊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曼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