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婚姻不是为了爱情，不如独自生活

    1797年，中国清代文人袁枚去世。这位才子生前妻妾成群，还曾接受友人赠送的婢女，带回家发现其有孕在身，才赶紧退了回去。

    也是这一年的11月1日，英国汉普郡斯蒂文顿堂区神父乔治·奥斯汀，写信给伦敦出版商托马斯·卡德尔，提及他手头有一部小说稿《最初的印象》（The First Impressions），是描写当时英国女性的家庭和婚姻的。然而，卡德尔甚至连读一下小说稿的兴趣也没有，直接拒绝了他。最失望的恐怕不是这位神父，而是他的女儿简·奥斯汀——小说的作者。16年后，这部小说经过改写出版，改名为《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汀有没有在小说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小姐身上投射自己的影子，不得而知；只知道，在她27岁时——当时已不算年轻，她拒绝了一个能继承大笔家产的年轻男子的求婚，因为她不爱他。

    近日，李继宏新译的《傲慢与偏见》出版，他与社会学家李银河对话“从《傲慢与偏见》谈女性意识”沙龙在北京举行。李继宏说：“假如说《傲慢与偏见》和简·奥斯汀能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带来什么启发，那就是婚姻并非人生的必需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当然美好，但如果结婚不是为了爱情，那还不如独自生活。”

    伊丽莎白具有现代婚姻观

    中上层阶级女性的婚姻问题，在18世纪末就引起许多作家的关注。当时的英国小说，尤其是女性作家撰写的小说，多以这种社会现象为主题。比如，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匿名出版的《玛丽》，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尤多尔福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法兰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的《伊芙丽娜》（Evelina）和《西希丽娅》（Cecilia）。

    《西希丽娅》讲述的是一个富裕的上层阶级少女如何把自己嫁出去的曲折故事，1782年由本文开头提到的托马斯·卡德尔出版，上市后非常畅销，连印六版。难怪乔治·奥斯汀希望《最初的印象》得到他的赏识。

    李继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8世纪的英国女性可能比中国女性幸运一些，因为英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即便贵为国王也不能三妻四妾。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当时的英国男性，尤其是中上层阶级，享受着和袁枚大致相同的优待。

    和古代中国一样，这种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女性从制度上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在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生效以前，即便是贵族出身的女性，婚后也没有财产权。

    在《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太太喋喋不休地要把女儿们赶紧嫁出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女儿不能继承家产，一旦父亲去世，班纳特小姐们将无可依靠。伊丽莎白的闺蜜夏洛特选择与古板平庸的柯林斯结婚，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种婚姻本质上是生意。

    尽管工业革命已经在英格兰北部创造了适合女性就业的职业，比如纺织工人，但因为收入微薄、地位低下，只有下层女性才愿意当，中上层女性通常仍是希望尽早成婚。

    《傲慢与偏见》描绘了三种婚姻：第一种以柯林斯夫妇为代表，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婚姻；第二种以威克汉姆夫妇为代表，是以性吸引为基础的婚姻；第三种以达西夫妇和宾利夫妇为代表，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李继宏说，简·奥斯汀所处的时代，到处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是不以幸福为目的的“政治”或“经济”婚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伊丽莎白小姐显得与众不同。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她不卑不亢，把高尚的情操、情感需要视为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显然具有现代婚姻观。

    性别的刻板印象是对男性女性的共同压迫

    英国人做过一个调查——谁是英国女性心目中最理想的丈夫，结果电影中的007排第二，第一位是《傲慢与偏见》的男主人公达西。“除去他特别高、特别富、特别帅这些选男人的一贯标准，最重要的是他特别懂爱，这也是全书的主题——女人不但要嫁给一个特别棒的男人，而且要嫁给一个特别爱自己的男人。”李银河说。

    达西代表了传统印象中完美的男性——强大、果断、有领导力，但李银河坦言，当下社会有中性化的趋势，男性会表现出女性的一面，女性也会表现出男性的一面。“我对这种趋势表示肯定。”李银河说，“性别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是对男性和女性共同的压迫，男人为什么不能哭？女人为什么不能成为女强人？”

    李银河认为，目前中国的LGBT（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记者注）群体“欣欣向荣”。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民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呈现“沙漏型”，即支持和反对的人都很多，态度明确且激烈，中间暧昧者较少；中国则呈现“纺锤形”，20%~30%的民众表示支持，同样比例的人表示反对，但大部分人处于中间，表示“这事儿我不了解”。

    “在中国，70%的同性恋者为了应付家长、应付单位，会跟异性结婚，这在全世界都不可想象。中国同性恋者权利的争取道路还比较漫长。”李银河提到一个细节，2006年，中山大学学生向学校申请成立全国第一个高校同性恋社团，没得到批准；于是，他们把社团名字改成了“研究同性恋”的社团，才获批准。

    女权主义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

    李继宏说：“尽管享有简·奥斯汀无法想象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当前的中国女性，尤其是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女性，仍然遭遇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她们当中有一些人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被社会舆论称为‘剩女’。”

    大龄未婚女性日渐增多的现象并非中国特色，欧美国家更加普遍。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该国16岁及以上人口中，单身者比例第一次超过结婚者比例，占同年龄段总人口的50.2%。将大龄未婚女性污名化为“剩女”的，却是中国特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民众对婚姻的心理依赖普遍仍停留在200多年前。”李继宏说。

    李银河说，“剩女”一词的出现是基于一个前提——每个人都必须结婚，没结就是剩下来了。但是，女人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单身呢？北欧国家，美国、法国等国家，单身人群都占到人口一半以上，亚洲的日本也有40%。

    李银河认为，除了“剩女”一词的污名化，“女权主义”也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曾有一个中国女作家代表团出国交流，每一位女作家上台演讲，都要先撇清“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后来，“女权主义”被改称听上去温和一些的“女性主义”。

    李银河说：“这其中有很大的误解，因为女权主义有很多流派，有的非常激进，有的非常温和。比如，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讲究要照顾女人，在国会、议会里要保证女性的名额；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主张女人要和男人竞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就是主张男女平等——所谓女权主义就是主张男女平等。而男女平等是中国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女权主义者。”

    正如香港女作家李碧华评张爱玲：“她善写月亮，却并不圆满。”在电影《成为简·奥斯汀》中，简·奥斯汀没能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也不嫁给不爱的人，独自终老。如果哪一天，全世界都真正消除了对性别、对婚姻的傲慢与偏见，200多年前一位英国女性的梦想，才算真正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