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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那年，临近毕业，朋友卷进一场群架，我正赶上，心里怕得要死，可也得顶上去。不能逃。通常来说，“逃”是个贬义词，意味着懦弱或者背叛，它带来的羞耻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都难以面对。但“新世相”那场“逃离北上广”的活动在朋友圈刷屏时，当这三大城市的文艺青年挤破了头抢那张机票时，“逃”竟然成了一个褒义词，人们视之为想走就走，抛下凡尘琐事的一种勇气。
大概只有被迫的逃离，能够减轻这种羞耻感。长江大雨洪水刚开始的那几天，我看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熊威写的《一个江边学子的洪水记忆》。他的家乡在泄洪区，北方人对“泄洪”这个词可能会有点陌生。当洪水达到一定警戒位置时，会打开堤坝缺口，把洪水引到这片区域，以保障更重要的地区。熊威记得，有一年，眼看水位已经高过堤坝，大家决定抛家舍业，逃到安全地带，毕竟生命是最重要的。但有一户人家舍不得家里那点财产，想偷偷跑回家拿东西，好在被乡邻拉住，逃离家园。也就在他们撤退到安全地带后不久，洪水破坝而出，以摧枯拉朽之势，吞没了一切。
我曾一直尝试去想象生活在泄洪区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每年到了汛期，他们该如何提心吊胆。熊威写了一个细节：早晨5点多——城市里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村里小组长和其他人就开始大喊，叫醒其他人，要去防汛，“就是装沙包，然后垒在堤坝上”。看似简单，其实很累。熊威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每次防汛回家，身上就是一股汗水混着烂泥的味道。这些细节在我看来，是触动人心的特殊之处，但在泄洪区人们的眼里，大概只能算稀松平常。他们已经习惯。熊威曾劝阻手术后还未完全康复的父亲，不要参加今年的防汛。他父亲只是回他：“你住在这里就要防汛，哪里有不去的道理啊！”熊威再问为什么，老爷子也只是回答：“谁让你住在这里啊！”
这多少有一种年岁渐长，看透世事之后的宿命感。年轻人大概不理解，也不喜欢这种感觉。同样的，中老年人也不喜欢年轻人那种说走就走，以“逃离”为荣的不负责任和懦弱。或许每个人都无可指责，每个人处于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生观。我大学毕业时，还曾想过，不能被某一座城市困住，我可以每隔两年换一座城市。工作嘛，可以再找，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好，关键是能够感受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我大概是老了，没有城市把我困住，我被自己困住了。
《每日人物》的记者卫诗婕写了另外一场撤离。在大雨滂沱的夜里，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的1.6万人，背井离乡。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问：“爸爸，我们要搬家了吗？”他无忧无虑，还不懂得为未来的生活发愁。他当然也有自己的烦心事，每个人、每个阶段都会有，但生计的问题不包括在内，对故土的感情也没有包含其中。
我已经感到了自己语调的哀伤，手指触碰键盘，仿佛都要渗出水来。也不怪我，灾难总是令人感到悲伤的事情。但更让人悲伤的是遗忘。一篇评论《不要遗忘新闻盲区的洪涝灾情》，说的是安徽——“从外地媒体上很少看到反映安徽灾情的报道，翻开报纸和打开电视，基本都集中在武汉和南京这些大城市，上热搜的很多话题标签都是‘湖北湖南暴雨’，很少带上安徽。”
其实，我们不但把安徽遗忘了，很快连湖北很多地方也都遗忘了，在朋友圈里，不过三四天，就几乎看不到人们转发、讨论南方的那场洪水。即便变身泽国，受了很多嘲笑甚至指责的武汉，也从朋友圈里消失了。我们曾经那么集中地讨论这个话题，每个人都要说几次，满屏都是类似的内容。终于，我们的好奇心、同情心、悲悯、愤怒、哀伤……所有因洪水而生的感情，都被消耗掉了，接下来便义无反顾地转过头去，追机票、谈Papi酱。
还有人关心灾区的情况吗？还有人会想象他们在雨水兜头浇下，周遭哗哗作响的屋子里，到底会想什么吗？我在梁文道的节目里听过一段话，是一个法师谈悲悯。他说，悲悯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好奇心。你对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感到好奇，想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怎样的家人，这样才会对他们的遭遇心生悲悯。道理也容易理解，如果你看到一个妇人在超市偷鸡腿，可能会厌恶甚至出手制止。但如果你知道她的女儿重病住院，知道她的家里一贫如洗，你就会生出另外一种感情来。
但我们会对这些人心生好奇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我们的好奇心通常是向上的——会好奇达官的生活，会好奇富人的八卦，会好奇明星的私人问题，相对而言，我们对弱者、对农村、对底层的好奇心却淡漠了很多。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洪涝灾害，但村里有两条河——二十几年前还常有水下来。每到汛期，学校就会要我们捐尼龙袋，说是防汛用。我都会乖乖从家里拿一个盛化肥的袋子，交上去。我从来没问过，这些袋子到底被用在了哪里，又用了多少？我从来也没想过，到底谁会把这些空袋子变成防洪堤上的沙包，以及，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吗？还是仅仅做个样子？总之，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事情，只是完成我分内的事，犹如一颗螺丝钉一样，拧紧了自己，不管其他。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想起这件事情，才意识到这不寻常，我们对公共事务，我们对外界的好奇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才如乏力的洪水一般，开始消退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