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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先生当然是拔尖创新人才，但其被国内普遍承认是拔尖创新人才已经是2015年10月以后的事情了，这时屠呦呦已经85岁高龄。
屠呦呦一生中有两个关键“瞬间”，其中第二个大约在1971～1972年间，这个瞬间已经由张大庆教授和多位医学史研究者深入挖掘展开，成为一个百听不厌、具有传奇色彩而且颇为激动人心的故事。第一个关键瞬间则为第二个瞬间进行了准备，这就是屠呦呦成才的秘密。
屠呦呦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学习，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在工作几年之后，1959年10月屠呦呦进入在北京西苑医院举办的“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西学中班）”学习，是第三届学员。
中医西医虽然同是治病救人，但对病因的看法不同，范式也不同，因此算是两个学科。在两段学习之后，屠呦呦的知识结构已经兼具中医和西医，成为跨学科知识复合型人才。
“西学中班”脱产学习两年半，从教育制度角度看是典型的“第二学士学位”（the second major）教育，因此从实际学习过程分析，屠呦呦就是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是经由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成长出来的跨学科创造性人才。
屠呦呦的成才秘密与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莱格特教授（Anthony Leggett）非常相似。莱格特的学历很有意思，在他的学术道路上，他最先感兴趣的是古典文学，本科学习过程中，他并无意从事物理——这个会给其一生带来最高荣誉的学科。他曾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和青年时代，我脑子里最不愿想的事就是物理。”因此这位出生在英国的科学家1959年从牛津大学获得的第一个学士学位专业是古典文学（Literea Humaniores）。
大学快结束时“瞬间”变化的契机突然产生，苏联卫星上天，使他“忽然”对物理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又开始在母校牛津大学Merton学院学习物理学，并于两年后——1961年获得了第二个学士学位——专业是物理学，并从此走上了物理学研究道路。牛津大学灵活地为莱格特提供的第二学士学位学习机会，对莱格特成才非常关键。
北京大学还有一位院士的成才秘密也与经由“第二学士学位”形成的跨学科知识背景相关。程和平先生1980～198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力学系。1986年9月8日他在攻读力学系生物力学硕士期间，专门给生物系写了报告，要求系统学习生理学专业的系列课程，以获得生理学本科学士学位。这份报告当时获得了生物学系主任和生理教研室两位主任的同意，也得到了学校教务部门的支持。
北京大学档案馆迄今保存着这份弥足珍贵的报告。程和平之后按时完成学习，在硕士期间又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证书——标号为“87001”号的双学位证书，专业是生理学。程和平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力学系，但2012年他却成为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的院士。他是最典型的跨学科知识复合型人才，是北京大学力学系和生物学系两个系的双重校友和共同的骄傲。
程和平在本科毕业后硕士期间选课学习的课程并非单独为他开设，他只是选修本科课程而已。因为是本科毕业后学习而非本科同时学习，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程和平也是“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及中国其他高校都在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道，其实有时答案并不太复杂。当然以上答案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需要继续系统安排药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再去学习中医，或者再去安排力学专业的学生去学习生理学专业，这有些类似照猫画虎。
全国每一个本科毕业生在他们一生中的每一个瞬间，一旦产生了新的学习动力和愿望，甚至有时超越想象力的学习动力，我们的教育制度就需要为他们构建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提供充足的学习机会。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本质就是为学生的想象力和基于想象力的学习选择提供机会。
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跨学科知识复合型人才，是为那些在本科毕业后经由某些特殊契机、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新构想的学生提供的跨学科学习机会。在组织模式上，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应当通过完全学分制模式进行安排，这意味着所有本科专业都自然会生成一个60～70学分的第二学士学位教学计划，意味着有几个学生学习都可以。
北京大学大约有120多个本科专业，这意味着北京大学会自然形成120多个第二学士学位的教学计划。如果有一个山东大学中文专业的毕业生想学习物理第二学士学位的课程了，那么好吧，就到北京大学物理学插班学习吧，我们不需要单独为他安排课程！如果有一个湘雅医学院药学专业的学生计划钻研藏药了，那么好吧，如果他符合基本条件，那就给他机会去西藏藏医学院插班学习第二学士学位课程吧……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在教育组织方面的关键在于学分制下的插班学习，很多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是个性化的。
杜威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指出：“学校教育的价值，它的标准，就看它创造继续生长的愿望到什么程度，看它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方法到什么程度。”
第二学士学位对中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但当下的管理规定仍然是1987年6月6日颁布的《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这份30年前的陈旧文件在第二学士教育定位、专业设置管理、教学组织模式、财务政策方面的相关规定，已经不利于我国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当下我们的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尚不能为新的学习愿望提供充足的机会。在呼吁及早修改宏观文件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微观层面有所探索以系统推进改革。对此，我们总是抱有希望。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