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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竟然被卖了。
面对这条简短的新闻，29岁的“SCI职业写手”陆志明压根儿不以为然。这位微生物学博士毕业生，曾拒绝了被视为“香饽饽”的两所高校副教授职称，自愿成为一个“枪手”。
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个全称《科学引文索引》、59年前由美国人创立的数据库十分“高大上”，是评价科研水平的“硬指标”。但对陆志明而言，在上面发文章，不过就是完成一件流水线上的产品。
最近，加拿大汤森路透集团宣布，将旗下包括SCI数据库在内的知识产权和科学信息业务，高价抛售给一家与科研毫无关系的投资公司。听说这个消息，美国微生物协会立即与这项“扭曲了科学”的指标说拜拜。陆志明看到网络上有人提问SCI被卖“对国内乃至世界学术圈会产生怎样影响？”他毫不犹豫地写下“有个毛线影响”。
“现在科学本来就是个产业，是功利的。”陆志明说。兼职两年全职一年，他经手SCI论文多达25篇，结婚和房子首付的钱就是这样攒出来的。而他所认识的另一个小团队，一年的业务流水量就达到2000多万元。
与灰色市场的繁荣相呼应的，是我国在这场“国际SCI竞赛”中嗖嗖往上蹿的得分。在2014年，我国SCI论文数量便高达25万篇，仅次于美国，是英国的两倍。中国在这场竞赛中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在科研经费的比拼中，中国虽然屈居第二，但年均16.6%的增长速度却让其他选手望尘莫及。
然而，一边是科技论文“第二大国”的辉煌成绩，一边是创新指数在40个主要国家中排第18名的尴尬现实。有学者呼吁“论文崇拜撑不起科技强国”，简单要求论文发表的期刊和数量，只会折腾掉大笔科研经费。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学者来说，在我国的国情下，量化的评价指标总比人为主导要强得多。
在SCI论文代工厂的流水线上，不到1年就能生产一篇博士毕业论文
随着我国SCI论文体量的日渐庞大，陆志明所在公司的业务也蒸蒸日上。
销售部、市场部、产品部、实验部、技术支持部，光看部门组成，他们公司与其他公司并无不同。只不过，从这些流水线上诞生的，是一篇篇SCI论文。
作为一个权威的引文数据库，SCI通过科研论文被引用的频次来体现科研成果和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每年都会公布所收录刊物的影响因子排名。而陆志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篇发表在影响因子5分以下期刊上的SCI论文，他们在半年至9个月内便可搞定所有实验量。这种在他眼里“没啥技术含量”的实验“体力活”，全部交给本科和专科生组成的团队。他们中许多“连实验原理都不懂”，但“操作技术相当高”。
接下来，包括博士和硕士在内的技术支持部门要花差不多两周的时间，根据数据“从零整出一篇能发表的SCI论文”。从数据分析、撰文绘图到语言润色，他们如同堆积木般熟练。加上前期的实验和后期的投稿，最多不超过一年半，一篇能达到博士毕业要求的论文，便从他们手中印到了SCI国际英文期刊上。
招揽顾客之类的“杂活”则不需要他们费心。在这个严谨而高效的工作链条上，一个个部门之间环环相扣：销售团队联系客户；市场部通过调研了解需求，并且收集客户反馈；产品部根据客户告知的研究方向，在一周内列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热点，并且呈现给客户。此后，陆志明所在的部门给出详细的实验方案和预算，客户认可后签约。
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教授江晓原，对此早就见怪不怪。“SCI刊物一点都不神秘，很多公司都能搞定。”江晓原反复强调。“国内的考核体系却往往认为，如果你能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你便牛得很。”在他看来，SCI如今俨然已成科学界的“黄金俱乐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期刊一经收录即登龙门。
事实上，SCI每年收录的刊物多达8000多种，“有不少水刊”。他举例说，有的期刊就是单纯地刊登实验报告，哪怕是同类型的实验，只要具体对象和数据不同，便可能多次发表。如今不少期刊推出了电子版，篇幅不再受限，更导致鱼龙混杂。
而且，在江晓原看来，影响因子这把看似公正的尺子，其实也会说谎。
一方面，期刊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提升自己的影响因子。另一方面，被引用次数越多，也不一定说明科研价值越大。极端情况下，一篇极其糟糕的文章也经常被当作反例引用。
正如江晓原所调侃的，“萝卜快了不洗泥”。在读博的5年时间里，陆志明一共发表了5篇SCI论文，其中两篇发在了所在领域排名前五和前十的期刊上。而如今，他一年完成的SCI论文多达十几篇，大多发在了中低端杂志上。
当鸡的数量增大到100万只，鹤恐怕就很难被注意到了
根据多年的追踪观察，江晓原觉得，“SCI枪手”的产业链已经逐渐浮出水面。
去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宣布撤销43篇SCI医学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短短5个月之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又撤销了64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所有被撤销的论文均由第三方公司代为投稿，他们在推荐审稿人时提供虚假的邮箱，自己投稿自己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然后将伪造的审稿意见发回杂志社。在江晓原看来，这已经成了不少“枪手公司”快速发稿的秘诀。
在成为“全职枪手”前，陆志明曾兼职的公司便走了这条路子。但如今他所在的公司讲究“绝对正规”，保证客户的安全。因此，他们有很多“回头客”。有些客户从博士到走上一线，一直依靠他们公司发表论文，有人代写论文形成的研究都成了体系。
在这个成果生产链条上，陆志明是那只“下蛋的鸡”，但孵出的蛋却不属于自己。看着那些没有自己署名的论文，陆志明却并不感觉失落，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只是在做服务业”。
他服务的对象大多是公立医院的临床医生。“不进入这个行业，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对于科研外包的需求量。”
在中国的医院里，医生要临床和学术“两头挑”，不像美国的医院，临床型和学术型医生大约10∶1。SCI论文显然成了他们升职路上的“拦路虎”，陆志明因此觉得，自己某种意义上给客户清除了路障。
正是这种巨大的需求，让这个兴起不到10年的行业像气球般膨胀。陆志明的工作从单纯地代写文章拓展到了设计研究方向和实验细节，而他们的实验室也像陀螺般越转越快。在他看来，业绩增长的背后，正是国家对科研硬指标的逐渐重视，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庞大的基础研究体量。
2014年，我国发表的SCI论文总数与14年前相比，已经翻了5倍。而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北京市所有科研机构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加起来还不及一所哈佛大学。有科研工作者回忆，那时SCI论文还是新鲜事物，所在的学校给予现金奖励，但大家仍然感觉高不可攀。
陆志明所在的公司成立于2007年，那时SCI论文已经普遍与评职称挂钩。同时期，井冈山大学一位教师3年内在国际SCI期刊《晶体学报》上发了70篇文章，成功被提为副教授，此后又被曝出论文造假。
在这些压力和诱惑的驱使下，有不少客户找到了和陆志明一样的代写者。“单纯地写一篇，没有设计实验的环节，公司签的合同就是3万元。”
这些流水线上的标准品，最终变成了“学术泡沫”，涌入我国每年20多万篇SCI论文的洪流中。江晓原认为，优秀论文早已不能在这些泡沫中“鹤立鸡群”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打比方说，泡沫泛滥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当鸡的数量增大到100万只的时候，远远望去一大片，其中有几只鹤恐怕就很难被注意到了”。
他大声疾呼，“我们已经过了计划经济的时代，不应该再搞计划学术了！”生物科学家饶毅也曾在科学网博客上尖锐地指出，“SCI在中国科学和教育界长成了一个畸胎瘤。”评价科研成果，逐渐变成只看发在了哪儿，发了多少篇，影响因子多高，发了什么却没人关心。
定量分析评价当然存在问题，但只采用同行评价并不可行
事实上，如何避免纯量化的评价标准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只令中国科学家头疼。
在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后，美国科学家兰迪·谢克曼“任性”地宣布，不再向《细胞》《自然》《科学》三大“所谓的顶级杂志”投稿。他自己创办的期刊也完全不采用影响因子这一指标。理由是，“人们往往觉得那些数字看起来更客观，但其实它们都是错误的”。
对于这一事件，“SCI写手”陆志明依旧很淡漠。“所有的评价指标到最后都得量化，这个没法避免，就和找工作要看985和211高校一样。”在他看来，单方面地宣布不公布影响因子，不过是掩耳盗铃。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山，早在5年前便对论文代写代发现象做过深入的调查，不过，他得出的结论并非要一刀切掉职称评定中的量化指标，而是要想办法改进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14年前，当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采用量化指标来评价科研绩效时，这位科学计量学专家在论文中写道，“与过去那种主观随意性较大的评价方式相比，无疑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同时，他也警告，对待这些指标要慎之又慎，如果过于强调单个研究人员论文发表量和引用量，就容易诱导他们走捷径。
后来，在和英国一位教授探讨这一难题时，他们取得了共识。“既然总有人通过做手脚来应对指标，那指标就不能太少。”他曾供职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设计了20多项学术计量指标，除了影响因子，还包括扩散因子、权威因子、被引半衰期等等。
而且，“枪手”陆志明觉得，国家总得采用一个“性价比最高”“犯错率最低”的筛选手段，这个筛子不可能完美。
在量化指标存在漏洞可钻，但又不得不用的情况下，武夷山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将定量评价与同行评价拧在一起。
一个月前，他用1000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科研基金分配新模式。学者们相互评估学术水平，并给同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学者获得的经费越多。同时，充分数字化的信息系统，可以识别出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相互关照构成的关系网络。
学术界的同行们则在评论区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有人鼓掌，有人跳出来质疑，也有人中肯地提出改进的建议。不过，他们大多都认为，现有的评价体系得改革了，公认的学术实力或者研究的市场价值，才应该是评价的标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陆志明为化名）
